为什么有农民会怀念集体化时代？ 

张鸣 
2007-03-22　08:32:12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农村束缚在工业化战车上，靠牺牲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源的一种制度变革。将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落实统购统销的国家策略，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不到两年的集体化的运动式改造过程中，80％以上的农户，是直接从个体农民转为高级社社员，意味着这些农户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资料，在一夜之间无代价地“充公”，转化为集体财产，而集体化的初期，由于严重缺乏经验，集体生产和管理普遍的混乱状态，“归大堆”之后的农民财产损失巨大。如此“过急过快”的转化，即使这场运动的初衷是良好的，也会造成灾难。况且，其初衷并不那么良好。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段里，农村的集体化一直在高调进行，在规模和公有制的程度上，直线拔高，因此，中国的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和农村经济带来的损害，其实并不亚于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可以说，土地改革基本上摧垮了农村社会原有的以宗族为首的社会组织，而随后的统购统销以及集体化运动，又摧毁了农村的市场网络以及相应的经济组织，集体化之后，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农民被统合进政社合一的国家组织中，成为“国家农民”。
   
为了维持这种供给贫乏的集体生产和生活，不断的政治干预和阶级斗争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生活，势必保持一种政治性的紧张状态。不过，严酷的阶级斗争氛围固然紧张，生活也很艰辛，但农村的干部群众，在生活待遇上，却基本上处于一个平面上，即使有污点的干部，也仅限于“多吃多占”的层面上，加上人群中又有成分不好的“贱民”垫底，一般农民的心态，还比较正常。同时，由于城乡整体结构上的高度统制化，“群众专政”的威力，也使得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所以，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还是相当稳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趋于稳定，生产上小单元结构（队为基础）制度化，而且国家在人民公社的整顿方面，渐次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某种程度上，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逐渐衍生出了部分的社会功能，部分地取代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国家在农村建立了虽然是低层次，但却相当普及的农村教育和医疗体系。由于不断地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失意的城市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还有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知识青年的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卫生领域，部分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外来人填充到了这些岗位，使得一部分农村的卫生和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在一部分的农村，农民生了病，可以得到初步的治疗，哪怕仅仅是针灸、拔火罐、偏方、吃草药，但毕竟有人管。农村的教育也类似，教育的普及，使得农村的小学中学全面开花，师资设施都跟不上，加上文革期间制度上的原因，教学秩序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但不排除部分地区由于下放知识分子以及部分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参与，农村中小学反而拥有比同一时期城市学校更好的教育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集体化之后的农村社会，在经历了有国家无社会的状态之后，公社体制，部分地开始有了一点社会组织的色彩，这个变化，主要出现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发现，完全无条件贯彻上级命令，如果出现不良的后果，往往得由自己来承担，他们开始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公社体制出现了微妙的地方性变化，在有些拥有强人的生产大队，这种变化就更明显，对上级的暗中抵制和地方或者基层社区的保护倾向，在很多地方都冒头，每每令中央政府感到挠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上是具有消灭地方主义的意图的一种尝试。

文革结束后推行的农村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解开束缚，本质并不存在多少制度创新的意义。但由于束缚得太紧，而且时间太久，所以，一放开，在大部分农村，都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解决了困扰国家多年的农民的温饱问题，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从文革中的停滞中的复苏。在农村改革最初年月，是农村凯歌行进的时段，由于城市改革暂时还没有展开，一时间农村的变化很是吸引城里人的注目，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都是农民富裕生活动报道，农村“万元户”，成了那个时期最耀眼的“明星”，令人艳羡。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的落实，大批的知青和各种下放乃至发配到农村的人纷纷返城，由于这些人承担了相当比例的农村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职业，一时间农村的文教、卫生等岗位出现了空位的恐慌，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的退化，这种退化从那时开始一直没有停过，直至发展到今天农民缺医少药，教育萎缩，农业技术推广停滞的状况。可悲的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前一个充满阳光的场景，往往遮避了后一个不那么阳光的景象。使人们忽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尽管人们感觉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裕的农村，不仅没有挡住知青和下放人员返城的脚步，也没有吸引城里人来到农村寻求好日子。实际上预示着在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中，农村被抛弃的命运。

果然，农村改革的好日子，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去除束缚带来的活力，不可能持续很久。在市场面前，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除了少数弄潮儿，能抓住转型时期的机遇，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以外，多数人由于既缺乏信息，又没有协会的保护，往往在市场面前损兵折将，甚至重归贫困。而一般的农民，在吃饱饭之后，更是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更何况还有不少地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此后，农村改革，在土地承包的大框架内，很少有进一步的作为，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自发的改革，在某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往往趋向于把原来的集体财产分光。而撤社改乡的行政改革，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在理论上退出了经营领域，改变了职能的乡镇政府，对于“纯粹”的政府该做什么，基本上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逐渐演变成只管征粮收税的机器。跟传统时代一样，凡是基层负责税收的政府，在收税的同时，必然要加增税收附加，以满足地方所需，以及官员本身的需求。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有冲动推动工业化，自然而然要加强对本地农村的索取（因为缺乏其它的资源），这样一来，农村正税之外的“费”，逐渐加增，变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也导致了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关系的紧张。而此时的农村基层干部们，跟原来集体化时期不同，他们处在一个丧失了全能主义制度框架的环境，既缺乏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武器，也没有必要的工具（比如民兵和妇、青组织）丧失了动员的能力，也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为完成征收以及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只能乞灵于强制手段，甚至求助于黑社会组织，如此，只能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向负面发展。农民和基层政府的这种紧张状况，直到实行农业税减免之后，才有所缓解。

更为严重的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在退出生产经营领域之后，随着集体财产的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逐渐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水利失修，道路泥泞，公共卫生退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农村原有的调解机制丧失，人与人之间纠纷增加，旧的小单位的控制调解机制失灵，新的法治化机制尚未建立，农村的世界，出现了如贺雪峰所谓的“原子化”状态。农民需要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新的合作组织，但却苦于缺乏相应的资源。在文化上，此时的农村处于旧传统复辟，资源缺乏，新传统消退，惯性犹存的状态。严格地来讲，此时的农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文化，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想合作没有谈判的工具，抗争缺乏适当的话语，亲缘和地缘，不得不依赖，但又不完全能靠得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宗族和宗教的复兴，实际上是农民的一种自救性的应急反应。

进入1990年代以后，新一轮的现代化起步，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农民迅速地被卷入其中，除了少数地区可以原地进行城市化革命之外（比如部分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农村都在这个浪潮中被边缘化，仅仅作为城市劳动力的供应地存在。农业在这一轮的现代化浪潮中的份额越来越小，农民在土地上致富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到最小，在农民税费没有减免得时代，很多农民甚至需要在外地打工来缴纳税费。在短短的十年不到的功夫里，现在的中国，几乎已经找不到没有外出打工的村庄。然而，在进城之后，农民反而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了被边缘化的悲哀，被岐视、凌辱、排挤的体验，日复一日地刺激着外出和没有外出的农民，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无助和卑下。无论在农村还是进了城，农民在切身的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上，都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即使上了学，也进不了好的大学，农民有病看不起，农村卫生院，大体瘫痪，新的合作医疗，在目前的医药体制下，又无法推行，至于养老社会保障，在农村根本无从谈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农民中出现怀念过去时代的情绪，其实并不奇怪。这种怀旧，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美好，而只意味着今天存在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恰好跟过去的某些“优点”存在着反差，畸形地两两对照。

显然，现在的农民需要互助合作，需要组织化的资源来改善自身的状况，既可以跟外界谈判，维护自身的利益，又可以自我约束，遏制农民的自暴自弃的违法行为。但是，农民的组织化，只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前提下来谈（尽管城市化并不那么美好），不可能脱离这个大背景。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再集体化设想，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负担得起再次剥夺农民的集体化的代价。靠建立农村合作社，搞生态农业，维持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城市化的恶果的设想，也是乌托邦里的货色。因为现在的城市居民，多数还无力承受所谓“生态农业”的果实（因为太贵），因此生态农业，即使有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的生态农业，也无法使较大范围的农民获利，哪怕迟滞一下农民进城的脚步。所以，现在农民的组织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进城农民的组织问题，一个是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组织问题。由于现在的情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进城的农民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是城市所不可或缺的，而且进城的农民也不打算离开，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基本上已经变成城市人了，由于这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是农民的主干成员，因此，进城农民的组织问题，要更紧迫些，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自己的组织来代表他们自己，也需要组织来自我约束。农民需要组织，但农村的组织，无论是传统的宗族、乡社，还是各种形式的宗教团体，或者现代意义上的NGO组织，农村的合作社，只要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改善的作用，就都是合理的，但前提是，农民的组织，包括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都应该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不是政府的或者其它什么人的工具，这些组织的充分的合法的发展，才可能真正消除那些令我们某些热心改革者头痛的怀旧情绪。

（出处：张鸣博客）

伯父正月十一凌晨去世。这是继三个月前奶奶过世之后，又一个令人伤痛的消息。

事情太突然，突然得有点不知所措。农村医疗水平低，也不太注重预防保健，于是老人病痛突发之日，往往也是生命垂危之时。

伯父今年67岁。初三出现病情，初六在镇医院简单医治之后紧急送到市医院。据说到市医院检查时发现至少七八种恶疾，身子虚弱到甚至手术都无法进行，医生当场就建议以不治疗为宜。初八回到家，他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他的两个弟弟能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我爸和我叔紧急中断厂里的工程，初十晚上连夜从外地赶回，三人谈了半个多小时，伯父谈吐已经很艰难，但还是很努力把话说完了。三个小时后，伯父过世。

心痛。迄今为止，我已参加了多项关于农村医疗的研究课题，也因此得以赴全国各地贫困农村做了很多调查，记录了很多大病户的悲惨遭遇。说实话，我对被访者讲述故事时的痛不欲生有些麻木，因为始终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被研究对象。如今，一个悲痛的故事在自己身边真实地发生了，他者的眼光转为自觉的感知。于是，痛彻入骨。

亲属的连续离去让我渐渐明白了伤逝的含义。之所以伤，是因为逝去的人、逝去的事、逝去的情感，永不再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因此之故，我感到有必要就伯父写一点东西，让逝者在文字中延存其对于我的影响。不必避逝者讳，我将如实写出自己对伯父的模糊回忆，尽管一些描述可能有点不敬，但我坚持认为真实记录才是对逝者最尊敬的行为。

伯父是奶奶与前夫所生的唯一孩子。这个特殊的身份，使得他跟后继家庭始终存在紧张的关系。以至于，在一个大院子里终日共同生活，同处一个屋檐之下，各家厨房紧邻，但伯父和他的母亲、继父、两个弟弟（爸爸和叔叔）及其家人二十年不说一句话。在一个农村大家庭里，这的确是怪事。但除伯父之外，他的家人（伯母、堂哥、堂姐）和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这也确保了家庭之间在处理共同问题时的正常信息交换和沟通。

伯父孤军作战式地维持了冷战，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在冷战中，他黑着脸，严峻的表情令我在童年时期心存恐惧。

小时候，我素喜和堂哥一起玩闹。堂哥比我大十岁左右，喜欢捉弄我，于是有时候我难免会有委屈哭啼。如果伯父刚好听到，他会放下手中的活，铁着脸，强行把堂哥拖走，并在饭桌上为此大发雷霆，宣布条例，禁止孩子间一切的交往。当然，在孩子爱玩的天性面前，禁令很快失效，但由此也留下了一些阴影。

爷爷尽其所能改善与伯父的关系，他甚至在家庭分配上向伯父倾斜，以求得家庭成员间的和谐共处。但伯父拒绝这些好意，他固执己见，继续冷战。

直到爷爷在1994年的秋天过世之后，这种紧张关系才得到缓解。作为家族的最高家长，爷爷过世标志着农业大家庭的正式瓦解，贯穿其中的农业社会伦理也随之变迁，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缓解。当然这种缓解当然也有其宏观背景。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市场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国家与小农关系也开始放松，家乡的工业化巨变悄然启动。

家庭也随之而动：伯父继续从事他的第一产业，并且调整了经营结构，敢为人先，在种植经济作物上面获取了成绩；爸爸从国有企业辞职回来，开始变现他在企业里获得的人力资本，依靠一技之长开展家庭非农经营，家庭经济也随之开始改观；叔叔从供销社脱身，变现他的商业才能，投奔台资企业当厂长，步入小康。

感谢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时，整个大家庭的利益边界也开始清晰起来，矛盾基本消失了，于是恢复了正常亲戚关系。不过，多年的冷战，使得彼此关系较之一般的亲属关系显得有些生分。

我从那时起开始了长达13年的外地求学历程。也是从那时起，我与伯伯的见面机会就少很多。在家乡70公里之外的县城念书，基本上每两个月有回家一次的机会。由于家庭紧张关系的缓和，我开始尝试跟他打招呼问候，他也每次都低着头，低低地应声，然后快步走开。我也处之泰然——鉴于对伯父个性的充分了解，他能应声已经是充分。上研究生之后，基本上一年才回家一次，而且总在年关才匆忙赶到家中。有时候伯父会惯常地以嗯声来应答我的问候之余，还会补充一句：回来了哦，坐火车很辛苦吧。

境况已经改善得让人相当满意。

伯父做了一辈子的纯粹农民。他醉心于农业劳动，醉心于跟自然的对话，醉心于看到自然对他劳动的回馈。果园是他另一个家。他几乎天天步行5、6公里进深山老林，在他辛苦开垦的果园里一呆就是一天，夜幕降下才返家（这也是他赖以将冷战维持二十年的原因之一）。在果实丰收将要采摘的时候，他就索性呆在果园里，白天照料果树，晚上隔一小时放几颗鞭炮，以吓走那些试图来毁坏果树的野兽——老家曾经茂密的原始森林曾经是野兽的乐园。他的胆子之大，令村人由衷钦佩。

伯父在培植经营管理柑桔上面花费了心血，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嫁接、科学施肥等农艺技术。他的努力使他赢得了乡村种植能手的荣誉。乡亲们纷纷上门拜师取经，于是他就不顾一天劳累，开始神采奕奕地不厌其烦地讲解。他应该是家乡柑桔种植技术推广网络中的核心之一。现在，柑桔种植这个曾经辉煌的产业，虽然因为缺乏新一代的劳力而走向没落，但仍然支撑了很多农家经济。

伯父的性情是矛盾的。他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总会给人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但对内，在主政家庭中，伯父却喜欢扮演主持人兼评论员兼的角色。之所以有这个多重角色，是因为他参与的家庭事务研讨会一般是独角戏。

怎么个独角戏法？

我在家中从未有过睡懒觉的习惯。对外解释原因时，我常常用如下口径：一方面当然是自诩的自幼勤奋好学、刻苦努力等，另一方面我也会虚情假意归功于家母持家有方、教导严厉。然而在事实上，我是睡不着，因为伯父如士兵例行操练般的独角戏会在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演出，风雨无阻。

如果说独角戏每一天都会上演，那也许是夸大其词。在三个可能的特例情况下独角戏暂停演出：其一，伯父嗓子发炎；其二，伯父不在家；其三，重大节日，如春节。第三个原因属于“天灾”，重大节日讲究避讳，伯父受乡风民俗制约，会克制自己，以期营造喜气洋洋其乐融融的气氛。而第一第二个原因属于“人祸”，极少发生。伯父的嗓音宏亮，即便是过度地抽烟，他仍然嗓子好得出奇。伯父在别人家过夜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作为女婿去伯母家向岳父岳母拜年。但据伯母说，他在40岁之后总共就去过两次，一次是其岳父八十大寿，第二次则是九十大寿。

在刷完牙洗完脸之后，独角戏上演。伯父站在院子边上，发表长篇不间断的家庭事务演说。他声音宏亮，震彻院子，余音袅袅。他演讲时并不需要有对象听众，他事实上以院子里所有能听到他的声音的人为听众。内容也是丰富多彩，他可以从严厉谴责大堂哥的懒惰散漫（这个是贯穿伯父一生的演讲主题），立即转变为对最近市场价格波动的强烈不满；可以根据昨晚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提供的气象信息谨慎探讨柑桔树第二次施肥的最佳时机，转瞬间转为敲定明天稻田劳动任务的布置方案。当然，节目内容会根据季节、家庭活动内容、村庄社会活动内容而发生变化。

他最拿手的农艺技术评论引人入胜。他会走访各家的果园实地调查评测果树生长情况，归纳最佳肥料、最佳施肥时机、最佳施肥量。伯父身上隐约闪现着朴素科学主义精神，他坚定奉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主席指示。忘了补充，伯父是主席的超级崇拜者，在文革时候他一定表现良好，这可以从他一条已经用了三十年、已经惨不忍睹、作为文革时候某次活动的奖品、他使之如宝不舍得丢弃的毛巾可以看出。他家的口杯、热水瓶也都是印着一行醒目红字的文革时期奖品。

时评也穿插在伯父的演讲中。对于家乡流行一时的六合彩、体育彩票等带有赌博性质的社会活动，他的评论热情极为高涨。他能详实引用各家的预测情况，然后归纳自己的预测，并且对自己的预测发表正面评论，并且期望大家（也没有具体指向）执着于他的预测。可以预见的是，他在第二天肯定会对昨日预测实绩进行回顾性总结——如果预测准确，他会一脸灿烂，竭尽所能讽刺不相信他的话结果输钱的人，并且庄严奉劝他们要坚定跟他走；如果预测失利，他会一脸严肃，强调别人的话对他构成的误导，把错误完全归因于一个错误的人、一个不纯粹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投机分子。

小赌怡情，在伯父身上展现得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农村里娱乐活动极少，他只能从一些社会活动中挖掘少得可怜的娱乐因素。

伯父演讲一开始，整个院子在刹那间苏醒过来。年轻人躺在床上，无奈地被迫支着耳朵听着，实在躺得浑身不自在了，就懒懒散散起床，然后以伯父演讲声音为背景，完成起床后的所有活动，直到用完早餐。

需要提及的是独角戏的终止。能确保独角戏终止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大堂哥，另一是伯母。我敢确信，如果没有他们的终止，伯父会从早晨讲到深夜。与瘦小的伯父形成鲜明对照，大堂哥彪形大汉、虎背熊腰，而且火爆脾气一点不逊于伯父。他喜好晚上出去活动，和朋友们吹牛喝酒，直到深夜归来，于是睡懒觉成为他补充体力的方式。堂哥的这一生活习惯形成了他与伯父的持久矛盾，只要伯父演讲声音大到能把他吵醒（一般都能，尤其是演讲内容直接涉及对堂哥的严厉批评），他就啪地一声从床上跃起，砰的一声拉开门，然后怒气冲冲地立在二楼走廊，冲着伯父大吼“还有完没完啦？”，随后砰的一生关上门，继续跳回床上补睡。此后，伯父的演讲或者嘎然而止，或者转而音量降低，显得有些气馁，唠唠叨叨一会儿就去吃早餐了。我对于大堂哥一连串的声音也熟悉得很，完全可以视为伯父演讲的终结曲。另一可能的终结曲来自伯母，伯母往往以暴制暴，在受不了伯父扯得越来越远的演讲时候，她会走出厨房，以更高的声量喝住伯父，甚或以不让伯父用早餐作为要挟。当然，伯父往往不理睬她，不过接二连三被叫停之后，他的演讲激情迅速下降，也就逐渐平息下来了。

谁也剥夺不了伯父的表达权。他持续的演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在高中时候还尝试在辩论赛上有所成绩，在回家探亲重听伯父的演讲之后永久性地放弃了这个梦想：穷我一生，我也无法企及伯父水准之一二。无论哪个演说家在回忆录里如何鼓吹自己以努力练就非凡口舌本领，他也无法像伯父那样做到数十年如一日。

我经常做这样的想象：一个自认为有文化的旅行者，偶然来到我们家乡，一不小心在我们院子里留宿，而且碰巧也听得懂闽南话，一大早被伯父流利的、不用打草稿的、长篇的、雄辩的演讲所惊醒，并且在事后了解演讲者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受教育经历，自尊心一定会严重受挫，从此不敢妄称自己为文化人。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家留宿的几个高中同学上。在被伯父声音惊醒，哈欠连天共进早餐时，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你伯父的水平远超咱们的苏老师！（苏老师为我的高中班主任，以开班会能滔滔不绝讲到教学楼熄灯仍意犹未尽著称）

伯父的个案使我思考农业家庭中权威的确立与解除。

按照韦伯理论，权威确立包括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三种。伯父应该归属于是传统型，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家庭中，他作为家长，可以统率一家可能动用的资源，在重大活动时作出决策，同时规范劳动秩序、规定分配制度，并对家庭纠纷作出裁决。但随着传统农业家庭的凋零，尤其是在非农产业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在农村中确立主体地位时，他在家庭中似乎只是作为一个权威形象存在，而没有实质上的权力，他的地位受到大堂哥的挑战，并最终败下阵来。

因此，我理解，伯父习惯性的演讲实际上是试图重新回归家庭权威地位的一种持续努力。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终究不可逆转。大堂哥开展家庭副业，生意极为红火，几近忙不过来，收入也直线上升。因此，对于伯父“农业为家庭生存之基”、“不要轻易放弃农业”的警告或者劝告，他表现得傲慢且不屑一顾。记忆中有一次，堂哥从楼上甩出若干百元大钞，叫伯父立即去雇佣人打理伯父赠送给他的果园，不要再唧唧歪歪，以此彻底叫停伯父长达一周、劝诫堂哥回头是岸赶紧给果树施肥的演讲。作为事件的结局，他甚至把果园无偿转赠给嫁到邻村的二堂姐，以此宣告伯父对他的零制约。

伯父为此拍了一个月的饭桌，摔坏锅碗瓢盆若干。

作为一个攻读农村发展学位的学生，我能理解伯父的心情。一生以农业生产为基本活动内容、基本收入来源、基本生活方式的伯父，对于农业后继无人，一定是倍感不安、不解、失望、愤慨和凄凉的。他一生的荣耀完全来源于农业生产，农业活动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至于在社会变迁已经要求他作出更改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拒绝。以他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信息处理水平，他一定敏锐地感悟到了什么才是发展潮流，然而他割舍不掉对农业的感情，这种矛盾持续地体现在他的行为和演讲中。情感和理智的交锋中，他最后选择了欺骗自己，并坚持自己要对家庭农业生产活动的全面控制。他也确实做到了：只有他一个人忙碌在果园，连伯母在后面也因为果树种植在会计上的净收益为负数这一现实，果断选择去企业帮工挣固定工资。

伯父的演讲主题从此转向对这个疯狂的工业化世界造成人心不古的抱怨和愤慨。

记事开始，伯父给我的印象就是胡子拉碴，以至于我始终感觉他没有多大变化。直到去年秋天回家探望病危的奶奶，才猛然发现伯父已经苍老很多了。虽然在亲缘关系上我和伯父由于历史原因显得并不亲近，但伯父因他纯粹的农民身份而给了我这个农业经济学生以亲近感。

一代中国农民的缩影，我愿意这么定位伯父。

伯父走了，不知道他离开人世间时是什么心境。我很遗憾没能好好去和他交谈沟通，了解一个农民的这一辈子。于是，我的印象中只有模糊的伯父，模糊的一代农民。有时间了，我会好好从伯母、堂哥、堂姐、爸爸、叔叔他们那边好好挖掘一下伯父的资料，然后建构一个既有特质又不失共性的真实的伯父。

我相信，伯父的突然离去，会使一些人感到悲伤，一些人感到可惜，而另一些人感到某种解脱，而最终，大家都会深切怀念他，深切怀念以他为代表的那个农业年代的朴素的人群。

谨以此文愿伯父安息。

****ReachWater写于2007年3月7日，伯父的“头七”忌日

某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拿破仑进攻俄国时期的寓言故事。大意如下：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上空，一只因离群而彷徨的小燕子正在努力飞往温暖的地中海地区过冬的途中。

我们很容易理解如下一系列事件的现实逻辑：天气实在太冷了，小燕子冻僵了，从天上掉下来了，跌在河边的草丛里了，一匹战马走过来了，拉了一泡屎在燕子身上。

冻僵的小燕子无奈地躺在马屎堆里——它无力抗拒，只能接受被马粪埋住的事实。上苍有好生之德，小燕子发现马粪温暖之极！它慢慢缓过劲儿来了。

小燕子躺在那儿，又暖和又开心，不久就开始高兴地唱起歌来了。它用嘹亮、欢快的歌声庆贺自己的否极泰来、大难不死。此刻，它心里想的念的，一定是塞翁失马。

不幸的是，塞翁失马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这时，一只路过的狐狸听到了小燕子的歌声，它悄无声息地走过来，非常敏捷地将小燕子把从马粪堆里刨了出来。

作为一连串事实的结果：狐狸把燕子吞下了肚……

老师向我们询问故事的寓意。大家面面相觑。

老师意味深长指出了这个故事蕴涵的三个人生道理：

第一， 不是每个往你身上拉屎的都是你的敌人；

第二， 不是每个把你从屎堆中拉出来的都是你的朋友；

第三， 无论是身陷困境，还是时来运转，不要忘记自己陷入于一个深深的粪堆当中，此时，请闭上你的鸟嘴！

我对这个“机关生存哲学”的听后感报告如下：

1、所有机关单位都是大粪堆。粪堆的本质相同，气味相仿，只是好一点的粪堆和差一点的粪堆之区别罢了。

2、粪堆里的那一丝温暖，往往会让鸟逐渐放弃对地中海终极温暖的渴求。

3、时时刻刻，要不断反问自己如下这个重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非此无法趋利避害。

4、然而，一般来讲，敌人和朋友的界限很不清晰。原因参见寓言结论一二。绝对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粪堆里的利益。

5、在粪堆里明哲保身策略的最重要一条，就是紧闭你的鸟嘴。

总之，“高昂着头、低调做人”，应该是一种很符合自己个性、较安全的机关生存姿态。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一直是其他学科批评的重点。“理性地追求行为的最大化”这一理论假设，被认为仅适用于对现实世界一小部分单纯逐利行为的解释。经济人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无情无义的“逐利机器人”。

初习经济学，我也曾将“经济人”假设和物理学的“真空”假设相类比，认为是一种理论抽象所构建的理想状态。在之后的学习研读过程中，我更是对这种信念深信不疑：经济人假设更适宜用于对能获取最充分信息、拥有严格内部制度规范的企业，而不太适合用于个人。

然而，在近期求职过程中，我对经济人假设的社会学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我终于明了：提出经济人假设、富有洞见的经济学前辈大师们没有错，错的是那些狭隘的现代批评者们。我也终于明了：错误的原因在于缺乏相互交流的学科分化。

怎么讲？

首先我给出理论上的说明，进而结合我的个案来进一步阐释。

经济人假设有其社会基础。个体的确不能收集充分的信息，的确不能仅靠自己很“理性”地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最佳选择。即便是再坚定的人，在面临复杂选择前总是举棋不定。然而，如果考虑到个人并不是真空地存在于这个社会，而是作为一个庞大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与其他成员互动地存在，那么有理由相信个体作出的每一个选择也必然包含了其他人施加的、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他人施加的这种影响，却必然地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充分考量了行为个体所做决定对他们利益提升或降低的诸般可能性。因此，广泛的信息、各种的社会理性就通过社会网络传导的影响传递到行为主体，进而形成了所谓“理性选择”。

简言之，人们理性地去追求行为最大化，不单单是由于他自己想这样，还因为他遵从了迫使他作出理性选择的某种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是社会网络诸般影响力的总和，它的基础是社会对可能利益的充分计算。

再简言之，就是：即便再有自己的理想，人们终究都会变得现实的，这种变化是被迫的，不可抗拒的。

是不是已经推导出经济人假设的社会学基础？呵呵。

出现误解的原因很简单：经济学和社会学分野，并且之间存在不正常的交流。在对这两个学科的不正常交流的描述中，相互蔑视、狂妄自大、拒绝认同、一棍子打死等等是关键词。

我的求职个案等工作定了之后再补充进去吧。

起初，到高校任教是我工作首选项。很多熟悉我的老师希望我留下来。他们总是表达这样的观点：学校的环境单纯，适合我；外面的社会太复杂，不适合我。

而我自认为也适合呆在学校里边：已经呆十年了，再呆三十年又何妨？

然而，随着各种可能性的消失，留高校任教的愿望离我而去，且越行越远，而我也逐渐理解了：学校是我家；而家，在哲学意义上，只有已经离开了并要回来了，才成其为家。

我开始宣扬这个理论时，很多人都疑惑地看着我，表情扑朔迷离。于是我微笑着，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家不外乎有三种形态：在家、出家、回家。

在家，感觉不到家的存在，或者感觉到了但渴望离去；此时的家，只是一个处所的概念。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类同大英图书馆、关塔那摩监狱、白公馆，诸如此类，不会有任何质的区别。不是么？我终日气定神闲行走在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校园里，行将毕业离去，但却丝毫没有留恋的感觉。太熟悉以至于无意识。

出家，是永不可能有家了：要么是对外边的世界情深似海，要么是对家里的天空伤心欲绝，要么是对明朝的远大前程满怀希望，要么是对今日的窝囊受气失望透顶，要么是爱恨交织不能自拔，总之，家和人的那最后一缕温情已经荡然无存。在名校边缘学科中就读近十年，我见识了很多本专业学生离校时的黯淡甚至伤感神情。毕业后他们对学校的感觉无疑是冷淡的。这一点，使得前几天饭桌上，在师兄作出本院培养学生的定位基本是错的这一判断时，我哑口无言。

而只有回家，这个家才真正在哲学上得以成立。我希望永远在回家的路上，遥望夜幕将垂小屋中温馨的灯光，浮现亲人热忱的目光，收获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那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了。因此，我希望找到回家的感觉，而不是在家的失落惘然或者出家的肝肠寸断。

如果一个地方让你有家的感觉，那么你就会百感交集，在其中拼命想离开，离开了拼命想回来，这两种状态都不是稳态，无解。均衡点只能在回来的路上，某个距离。

这个距离多远最合适？最优的距离，是刚好能看得到夜幕下小屋温馨的灯光的地方，而那灯光，不要太昏暗，否则你会迷离；不要太明亮，否则你会惆怅。

****ReachWater写于人大。我承认，年轻人很难正确理解家的含义。当然，我是基于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呆近十年的感受写出以上这些语句。这种感受超越了言语的表达。什么时候，等我闲下来了、有空了，我就开始记录十年人大的点点滴滴，从求是园到穷文达书屋，从红楼到明德楼。到时候，家的含义就立体化了，也不至于那么晦涩难懂了。

历史不会赋予所有事件以圆满结局。

四月下旬去扬州出差，空闲时一个人跑到郊区的山上。三月古都烟花景致的刺激下，脑袋蹦出了这句不知谁说的、充满智慧的句子。于是，我掏出本子，把这句话写在扉页，每天翻看，希望能加深对它的理解。

没想到毕业时分，这种理解到了新的境界。

左右的为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就业取向在脑海中的交锋，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赖以在战争史上留名的著名战役。

只是，在这场战役中，永不会有圆满的结局。我理解，这个不圆满是因为存在所谓的机会成本——相比照的、放弃的那个选择所引起的诸般“不可能”，往往被视为一种缺憾、遗憾。

究竟，旁者的眼光，能不能助益你的选择？

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也得到无数种不同的反馈。意见纷纷，心绪越乱。看来，最后还是得自己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悬置争议，心平气和地跟自己谈心，激发灵魂深处的真正意念，然后，作出抉择，永不反悔。

又有新的启发了：

历史的必然性在于它永恒的不确定性。

谁知道呢？或许，年少时某次信手翻阅的名人传记，直接影响了你此刻的求职价值观。或许，某天与某人的某次谈话，激发了你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直接形成了你的求职世界观和人生观。

因此，在求职季节，百感交集地回眸二十年受教育历程，我对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我的思想的亲人、老师、同学、朋友充满感激。我将因他们而收获某种意义上的圆满结局。

每到求职季节，关于女生就业难的话题就会被炒得热火朝天；不过，屡屡这样，给人的印象却变得不深刻了。我发现，群体无意识往往是密集新闻攻势下的副效应。

这个求职季节里，我是平生第一次亲密接触求职，对雇主的性别取向有深刻感触。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

实习所在单位在挂出招聘公告后，接到无数优秀女博士的求职信，真的非常优秀——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者有之，拥有联合国高级口译证书者有之，承担重大课题并出若干成果者亦有之，我看得心惊肉跳头皮发麻，但庆幸实习单位已经确定要男生，可以躲避这些强悍竞争者。单位头头也觉得挺抱歉，于是决定将她们推荐给其他部门。中午吃饭时候，碰巧撞见其他部门某头，我们部门头全力推荐，竭尽称赞之能事。某头满脸警惕：打住！男的女的？部门头一脸媚笑：是……咱们的异性。某头立马夺门而出，边跑边喊：我那边也有五六个储备，你要不？

绝非段子。而且随着我在求职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现象越是屡见不鲜。当然，这类社会潜规则上不了台面（招聘公告一如既往地体现着非歧视雇主的特色），但它却真实的发生着并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

性别取向的雇佣行为，能找出无数的解释：如历史维度的男性霸权论、生理维度的生育耽误论、社会维度的男性社会建构论。就这个主题，洋洋洒洒，估计能写出个不错的硕士论文。

解释归解释。而按照老马的要求，认识世界之后，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怎么去改造这个在母系氏族社会才没有的社会潜规则？

晚上师门聚会，有师妹提出这样一个最终解决方案：首先，依靠技术进步，让男的也能生孩子；其次，依靠制度约束，人大立法规定男的必须承担家庭生育义务。

居然没有喷饭的：女生或沉思或深表同意，男生沉默呵沉默。乖乖，师门女生比例大幅上升，男生连喷饭都不敢了。谁说女子不如男？

不过，假设技术和制度具备，那时候该轮到男博们“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了。如此，天下何愁不太平？

今天考研日。

想起了五年前的考研时光，想起那时候意气风发的415兄弟们，想起军艺报告厅里虔诚考生的顶礼膜拜，想起了考研班上那个著名的段子：

If you think you know everything, then you're a bachelor.

If you realize you actually have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then you're a master.

If you find out you know nothing about it and the same to anybody, then you're a doctor.

时间真快。真的开始觉察到自己一无所知了。。

想起那个时光，还是感觉挺美妙的，毕竟也称得上“奋斗”二字。在我的概念中，凡一个人在一个时期只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即为奋斗。

考试，又见考试。明天求职笔试，但愿自己延续二十年学习历程逢考无往不胜的可贵记录，克服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场考试（如果论文答辩不算的话）。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当分母也是一种生存状态，本也很无所谓，只是觉得别对不起旁者期冀——在一场决定未来人生路的考试前，所有的短信电话邮件透出的意思只有四个字：务求考好。

不好玩世不恭，只好放手一搏了。

老谭布置我写一号文件的评论，但愿不负所嘱。我跟他的想法一致：这个国家的确该反思一下它的农业政策思维了。

检讨中国的上书文化

乔新生

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的新闻媒体频频报道上书事件。上海律师就深圳福田区公安机关让卖淫嫖娼人员游街示众，上书全国人大；广东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河南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取消暂住证；南京市律师上书市政府，要求重新检讨城市亮化工程费用负担问题。如果说律师出于职业敏感，要求全国人大或者地方政府修改某项法律规定，属于“搂草打兔子”，那么普通公民与市场主体不断上书，则反映出我国公民和市场主体法制意识的觉醒。河北农民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浙江慈溪市出租车司机联名上书市政府，要求取消不合理的出租车限制；杭州市民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保留城市电车；内蒙古包头市空难死难家属上书国务院，要求修改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132号文件，取消不合理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开发商联名上书建设部，要求取消90平方米占开发总面积70％的规定……

    在现代民主社会，向政府机关或者民意机关上书陈情，是公民或者市场主体表达意见的直接手段。但出现如此多的上书事件，值得社会各界认真反思。

首先，从程序上来看，上书是一种越级表达意见的形式，它反映出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存在着某些断层，在充分汲取公众意见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疏漏。在上书事件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到封建社会拦轿告状的影子。上书事件越多，国家权力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修改某项法律，是在行使公民法律上的权利，但是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只能在代表之外，通过联名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不足。

其次，从上书的内容来看，既有要求修改国家法律的，也有要求废止国家某项法律规定的。这说明中国公民和市场主体已经学会制度化博弈，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公众普遍遵守的规则。

第三，从上书的具体原因来看，行政决策不科学，政府与民争利仍然是公民上书的主要原因。如果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依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么，公众是否会出现“上书疲劳”，人们尚需拭目以待。

从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到现代公民上书，虽然行事相似，但性质迥异。在封建社会，“公车上书”是为了保国；而在当代社会，公民上书则是为了安民。“公车上书”是请求法外开恩，而公民上书则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公车上书”直接向最高决策者陈情，而公民上书则大多要求修改普遍遵循的规则。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尊重公民上书权利的同时，观察思考上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更加畅通的表达机制，确保公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来源：江南时报 2007年01月17日

****此案例充分展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联，也再次显现最具中国特色的、“表达”和“实践”的伟大错位。

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以借贷和奖励取代资助  

郑也夫

一．顾海兵文章的价值

顾海兵在2003年第一期《学术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社科基金：应由资助项目转为奖励成果”。

顾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其研究对象不如后者那样清楚，研究成果事先无法预计。二，社科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需要大笔经费。三，社会科学史上的重大理论成果几乎都不是在资助下完成的；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这么多年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重大突破。”四，应该变项目资助为成果奖励；“资助类似于相马，奖励类似于赛马，相马不一定确证千里马，但赛马一定会确证千里马。”

笔者以为，这是一篇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当前的国家社科基金制度糜费了民脂民膏，滋生了学术界的腐败，是彻底检查和反省它的时候了。在顾文的启发下，笔者谈出自己的感受和建议，以期引起更多的同仁讨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资助学术研究的制度。

二．个人的经验

十年以来，我没有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其过程是从申请不到，到不再申请，免于无端受辱。在规模较小、起步较晚的社会学领域中，笔者自认为是进入较早（1982年成为职业社会学研究者），学历曾经较高，成果与能力尚属一流的社会学家。遭遇是屡屡申请不到，最后索性放弃。我有两点判断。其一是要获得资金必须托评委帮助。自然这是我永远也不会做的。其二是资金的大头被各地的学术带头人们（他们的学术能力是否一流是令人存疑的，但评委多是从们中产生的）在“平衡各地面”和相互帮衬中瓜分了。

评选过程不公正是我从此放弃申请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没有经费仍然可以从事研究。自1995年至今，我出版了以下著作：《代价论》、《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中国社会中的信任》（编）、《信任：合作的建立与破坏》（译校）、《走出囚徒困境》、《忘却的纪念》、《轿车大论战》（编）。（后三部书非学术著作，但是应该算作社会学家的份内之事）我自身的轨迹证明，经费分文没有也可以从事研究。不然我要么同流合污托人情申请资金，要么早就改行转业，打工或经商去了。其二，不申请资金甚至也有它的好处，所以我甘于无资金的状况。多数研究者（除了一直被课题基金束缚的人）可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微妙、动态、变幻的，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一个课题比较深入的接触后，发现前人已经完成，发现自己几乎不会有突破，发现能力和条件尚不具备，或是发现另一个题目更有价值和吸引力，都会导致自己科研题目上的迅速转移。而能够忠实于自己的兴趣，不为资金而迁就官方推荐的项目，甚至能够随时遵循自己的判断的更新和兴趣的转移而放弃自己此前的研究，是一个研究者能够享有的最珍贵的自由之一。我没有资金，也不申请资金，因此不受约束，也不受一个非我所爱的项目的诱惑，我不委屈自己的学术兴趣，永远听凭我的兴趣的指引，所以我能够保持着对自己的研究的近乎痴迷的热情。我敢说在中国社会学界我的成绩不比多数经费雄厚的学者差。

一个没有经费的研究者当然也受到制约，当然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一些题目是我不可能选择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是统计学课程中学得最好的学生，而现在我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怎样做定量研究。如果我有一点经费，我会带着我的学生，大大地拓宽我们调查研究的范围。但是我不后悔。我当然知道，换一个制度，我的研究会获得更大的便利。但是在现体制下我认为我作出了最明智的选择，我坚守住了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和兴趣。

我周围的大部分同仁获得过数量不等的研究经费。我没有见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取得了什么优异的成果。这是我多年的观察，感觉不会骗人。也就是说，研究基金的效益是颇可怀疑的。至少顾海兵与我的怀疑应该引起更多同仁的关注，最终促进对社科基金成果的全面复查和反省。

我还看到了学术界吃喝风越来越盛。作东的人大多可以报销。报销多半要靠课题资金。十几年前学术界以批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为己任。眼下它显然已和社会认同。基金的制度化漏洞催化着学术界的堕落。有国外人说中国是全民腐败，至少学术界不能证伪这一判断。

或许利益被权势者获得，规则又要由权势者制定，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规则：申请职称和评价业绩时，都必须列出自己拥有哪些国家资助的课题，课题资金是多少。显然所获资金越多意味着成绩越大。这逻辑真是再滑稽不过了。衡量一个农民的成绩必然是看他秋天的收获，而不是春天的播种，更不是春天时的一个美妙的种植设想。那么学者的成绩怎么可以不看成果，而看所获资助呢？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效益最大化就是最小的投入和最大的产出。如果成果等量，只能意味着未获赞助者的成绩更大。怎么能够将获得项目资助视为资格、荣誉和成绩呢？这种荒诞的标准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

三．借贷与奖励机制

我主张以借贷和奖励制度取代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即研究费用只能借贷。当该研究结束时，上报成果，接受审评。如果成果不及格，借贷者必须偿还借款之本息。对成果及格者，按照借贷数额分别遵循两种程序注销借贷（下面将详述）。对成果优秀者，给与不同等级的资金奖励。

这是一种“宽进严出”的制度。即获得研究借贷比较容易，不作选题审评，但是成果审查极其严格。此种制度设计的根据是：其一，虽然选题不当成果一定不会成功，但是良好的选题绝不能说明成功的完成；其二，对选题的审评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而对选题的评价更虚幻和困难，相比之下对成果的评价更实在和易行。因此不如取消选题的评审，加强成果的审查。以宽进严出、失败后经济损失自负的机制，克服选题申请中的表面文章，促进求真求实的精神。

凡具有助教以上职称者都有申请研究贷款的资格。但是如果申请资金较大，要有某种担保。成果审查不及格者5年内失去申请资格。成果审查不及格且不能立即退还贷款者永远取消借贷资格。

笔者将借贷额度设计为两档。一档为5000元以下，一档为5000元以上。申请资金数额自定。但是借贷5000元以上者要有担保人；在交送科研成果和费用票据时，还须一同交送经费使用的物证（比如购买的相关书籍，复印的文献，调查的全部问卷，参加会议的证明，旅费，餐费，等等）；经专业人员查阅物证，确认其与成果内容符合，并且在成果审评达到及格水准以上时，才能够注销借贷。而借贷5000元以下者，只要成果通过审评，可凭任何种类的合法票据注销借贷。这种制度设计的根据如下。其一，很大比例的社科研究项目，主要以文献为基础，所需费用较小。以往的很多申请为了增加经费的获得，添加了并不必需的问卷调查、田野工作、国内外会议，等等。一句话，开支中有很多“黑洞”。即使成果较好，也并不意味着花费是适当的。因此，从道理上说，除成果审查外，还应该严格审查经费支出，不仅是会计审核，还应该有专业人员从科研成果上审核该研究是否需要那些支出。其二，但是，这样又将导致工作量的激增，甚至失去可行性。有鉴于以上两点，笔者设计了“借贷额度的两档制度”，以鼓励从事耗资较少，财务审查从简的项目，即5000元的科研借贷项目。其实有些研究连5000元都不需要的。但是，5000元中没有较大的黑洞；并且如果成果合格（即使不够优秀），结余一点算作对研究者的鼓励，当不为过。反过来说，申请高额度的贷款，是应该付出代价的，就是接受严格的财务审查（包括核实实物）。如果将半数以上的项目疏导到了5000元的项目中，也就可以将开支核查的力量节省和集中在5000元以上的项目上了。笔者研究过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973个课题（总计金额一亿元人民币）的名称，认为实质上以文献为主要手段的项目不下于50％。其实最好的测试手段是研究已经完成的那些项目成果的内容。笔者以为，有必要动用制度的杠杆，将更多的人推向小资金的项目上。

成果审查委员会应设立自己的专门网站。匿名审评（即作者糊名，审查者从备选者中抽签挑选）。但是审查后，成果随同几位评审人的姓名、结论（不及格、及格、获奖）和评语，一同贴在网上。学术成果交给社会共享。成果评审的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借贷后发现研究难以进行而主动还本还息取消项目者，消除该项目，不为申请者留下任何不良记录，因为研究者转移研究方向和课题是研究中的自然现象。

凡不合格的研究必须偿还借贷。要靠成果审查的实名公布和社会监督，去建立一个严格的标准。而处于另一端的优秀学术成果永远是较少的。因此最终给予奖励的应该是少数。比如一等奖（3万元）10名，二等奖（2万元）20名，三等奖（1万元）50名。因为这种奖励的性质不属于那些最高荣誉的大奖，它其实是给予优秀社科成果者的劳务报酬，所以奖励的额度应该小一些，奖励的面积应该大一些。多数未获突出成果的普通研究者毕竟获得了研究费用上的基本保证，应该算是享受到公正的待遇了。

我以为“养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时代的进步应该将其主体由王公贵族变为国家和各种民间的基金会。我并非认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在支持科研上给钱给多了。而是认为很可能给人给错了，就是说养的未必是真正的“士”，即优秀的研究者。除此这个制度还有第二个错误。申请者通常是以一些借口，比如谎报课题成本，捞取私人收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中，一个真正优秀的研究者仅仅以自己的成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报偿，他不必通过一些低劣的伎俩。一个社会应该建立这样的机制来促进其科学研究和研究者人格的升华。                        

中华读书报  2003年4月9日

****又是一年申请时。自科基金、社科基金申请如火如荼。各种版本的“申请攻略”在网上快速传播，势头猛烈；为王的“胜者”在基金申请交流会、恳谈会中现身说法，普及各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知识；各种教学研究机构将基金申请视为年度重要工作，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文件浪潮般汹涌澎湃。对于这些“疯狂的龌龊”及其衍生出的的众生相，我一向很知趣地不再发表意见。贴出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也夫先生的文字，供不懈努力套取国家宝贵学术资源的人们参考。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男人穿长衫的年代。我若生在那时，应是江南江北的流落，携一把雨伞，宁静并且哀伤。读民国的史，国破山河在，人总是一处一处的颠沛流离。此时的诗文，最多的便是呐喊、救亡、革命。然而我眼里的民国，却是烟雨楼台二月间，一种恍惚迷离的风景，此时的人，是动乱中苟活的，却也是衰败中沉醉的。于是我读民国的文字，最喜戴望舒、俞平伯、周作人的情致。仿佛春来桃花的旖旎，叫人喜不自禁。

十五六岁上，在一本民国散文集里，无意瞥见一句话：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我念誦著雅歌來希望你，我的好人。”

而且是繁体，立刻心下所有的微妙都仿佛绒芽般生长。也似乎看见了落落长衫，圆框眼镜。于是偷偷去寻戴望舒的诗，真是一刻也等不得的。念着《雨巷》里的哀怨，《二月》里的叹惋，想着这便是民国哦：深蓝色长衫，油纸伞，女子是要像丁香一样的，而我，像一支蒲公英缓缓地归去。

大学里一堂现代文学课后，从图书馆抽出一本影印的《燕知草》，作者是俞平伯。翻开，见一句诗“而今陌上花開日，應有將雛舊燕知”，亦是繁体的艺术字。便想起前事，仿佛前生都到眼前了。读他《湖楼小撷，绯桃花下的轻阴》一文，才悟到所谓民国，所谓江南，原只在三月楼头的一朵桃红里：

“輕陰和緋桃直是湖上春來時的雙美。桃花仿佛茜紅色的嫁衣裳，輕陰仿佛碾珠作塵的柔冪。他們固各有可獨立之美，但是合攏來卻另見一種新生的韶秀。”

平伯的文，应是明清小平文的一脉，只是用那民国的白话来写罢了。这时的白话，尚有文言的流风余韵，有贵族的自我约束。从不像今天的白话，散漫如沙，也无风神。读他《陶然亭的雪》、《芝田留梦记》，真是北国飞雪江南雨，皆民国的好景致。

平伯为文，不是老人那种绚烂之极的臻于平淡，而是他为人的静。见他照片，无论青年、中年、乃至老年，嘴巴总是稳稳的闭着。似乎一生都不曾与人争论，连话也是少讲的样子。故笔下文字，也是这般淡。中有忧郁，忧郁也只是浅浅的；中有闲适，闲适也只是稳稳的意思。平伯是世家大族，却能捱到文革结束，八十年代才去世，全凭这一种极稳当极波澜不惊的淡。只是他有时为文，颇冗长了些。不过，恐怕我今生不会忘记他写南方的寒雨，以及北方的雪了罢，因这是民国特有的情调所浸染的景致了。

论性格的静，周作人亦是一个。他原作新文化干将时，亦摇旗呐喊过一阵子。只是后来埋头小品文了。读他前期的文字，平静中，喜悦的神色不少，闲适处也比一般人更闲适。仿佛一位博物家，吃喝玩乐，中土西洋，无什么不感兴趣的。这恰是中国士大夫一脉，黄庭坚、苏东坡皆如此的。读他的译笔，更能见出味道。他译笔下的欧洲人、日本人，仿佛都变成了民国的士子。如他译清少纳言《枕草子》里《七月的时节》：

“在七月里的时节，刮着很大的风。又是哗哗下着大雨的一日里，因为天气大抵是很凉了，连用扇也都忘记了的时候，盖着多少带着汗香的薄衣服，睡着午觉，也实在觉得是有趣的事。”

周作人总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将生活作成艺术，这本是好事。但他眼见的，却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贪婪、自私，没有风度。他很失望，礼失求诸野，开始赞美起日本人。后来，竟鬼使神差的成了汉奸。文学史上说周作人出任伪职用了一个词：附逆。我以为实在太委婉，周作人就是汉奸，无论我多么喜欢他的文章译笔，这一点，是千秋万代都不能原谅的。

二十岁那年，有一个民国遗老的文字流行，胡兰成是也。我是极爱他写情的，虽然他的情事里不见得有几份真情，他对自己却是始终不渝的爱恋。读他的《今生今世》，真是韶华盛极的美。他的文字是雅化了的吴侬软语，读起来舒服极了。他也作了汉奸，还死在日本，这亦是不能原谅的。并且，胡兰成的文字，终究不是真正的民国文字了，太浓，太无情。读他《中国文学史话》，尚见一份气概。读《禅是一枝花》，叫人不能卒读了。胡兰成的文字乃是伪民国文字。

读书如许年，自己行文，也愿意如民国一般的有情致。那是浅浅的轻愁，一种少女含羞的味道。民国的文字，应是带着初涉世的清简与单纯，细思来，味道却是美的。

《燕知草》俞平伯著   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年版
《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周作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木片集》《知堂乙酉文编》周作人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今生今世》胡兰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友人赠予
《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购于北京市中国社科书店
《禅是一枝花》胡兰成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购于山东大学乐知斋

停云堂主人 潇筱子 乙酉七月朔；转自：天地人大站 (Wed Apr  5 00:47:42 2006)

在很多时候，我无法掩饰我对宋词的热忱；甚至在写严肃的科学论文的时候，脑海中也经常浮现一些经典词句与思考呼应唱和，在使写作成为一种富有韵律的活动的同时也提醒我：社会科学论文有可能暗合着某种艺术表达形式。

实际上我喜欢的是宋词的意境和范式。

在意境上，激情唐诗，略输从容；婉转元曲，稍逊严谨。宋词的从容和严谨，或许正是社会科学论著行文所指向的目标。着重于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以审慎、冷静的心态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现象，从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概念，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得出可验证的假说，并回归真实世界予以解释。优秀的社会科学论著必然是从容不迫的。

在范式上，宋词规矩成其方圆，但又不自由散漫到无法无天。飘逸而不失规矩，正是我喜欢的度。尽管有些偏误，但“戴着镣铐的舞蹈”的确很恰当反映出宋词的独有范式。以我之见，自求形式上的约束，本身是一种艺术智慧。因此相似，库恩所指范式，我理解为科学共同体的一种自我约束。科学的本质决定了，探索的方向一定是多元化发散的；但科学共同体相互交流、知识累积堆砌的需要，又强化了自我约束的必然性。

****午饭归来，感冒的症状越来越重了。感冒的最大好处是，提供了安静阅读的最真切理由。最近集中于对社会科学诸学科融合可能性的思考，尤其关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话和相互启发。夜有所读，日有所思。在吃午饭的时候，食堂的熙熙攘攘突然激发出这样一个古怪想法：艺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是否有相互沟通的桥梁？先从自己喜爱的宋词入手，写一些小品文，供诸位一笑而过，也算是学术思考的副产品吧。先把摘要写出来供大家批评。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2006年12月28日 11:21:23 　

莫里斯 迈斯纳  文化大革命中成功的新农村建设政策

恢复在农村建设工厂企业的方案可能是从社会方面来说最重要、从经济方面来说最成功的新农村政策。在运动开始时，就宣布农村的工业化是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1966年5月，毛泽东写道："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英译文见《时事背景》第891期，第56页。下面关于农村工业化的论述部分，引自乔恩．西格德森的文章《农村工业和国内技术转让》，见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第199—232页。）这个目标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曾建立了许多地方农村企业，但是，在随后的经济危机中，大多数企业证明是失败的或不健全的，因此后来放弃了这种艰难的尝试。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方案被恢复了，此后它就兴旺发展，成为毛泽东时代(实际上也是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发展战略的主要创新之一。预期的目标既有经济的又有社会方面的：从社会方面来说，其前景是缩小"三大差别"中的两项，即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从经济方面来说，它利用了可能会浪费掉的地方人力和资源，因此既为农村的发展又为整个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

　　大部分农村工业最初是为支援农业生产而建立起来的。重点在于建立生产和修理农具和农用机械、制造化肥和加工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的小型企业，建立培育良种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方法的小型农技站。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迅速增长的农业机械产品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地方农村工厂生产的。另外，农村的许多小型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药品和各种各样的小消费品。到70年代中期，一个县里有一百多家这样的小工厂，生产几百种产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农村企业开始利用的是能够被迅速吸收、适应当地条件的中、低级技术，但是它们利用在当地可以得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原材料(大部分常常尚未开发)发展起来，常常是繁荣兴旺。

　　城市向农村提供了许多发展农村新企业所必要的技术。城市对农村的援助包括把小型的(通常是过时的)工厂转让给农村，把城市里的技术员、科学家和工业管理人员派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来传播科技知识，在城市的工厂和学校里为农村培训人材。但是，农村企业大部分是在当地筹措资金，而国家和城市很少提供资金；同时也是由当地机构管理的，即由大队、公社和县政府管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化设备也由当地管理。60年代初建立的苏联式的国营拖拉机站被取消，拖拉机（以及维修工具）被移交给大队和公社。同时，拖拉机的产量由1970年的7.9万台增加到1976年的19万台。（马克．塞尔登：《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变革史》(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关于1975年夏农村工业化的综合报道，见德怀特．珀金斯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农村小型工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

　　
毛泽东的宏伟规划是在农业地区达到当地社会经济自给自足和缩小城乡差别、农村工业化的方案是整个规划的一部分(可能是最成功的一部分)。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个方案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成就：把近2000万农民改变成为农村的专职或兼职的工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就业不足的长期问题；就比较成功的企业来说，为农业，也为扩大农村企业的进一步投资，积累了资金。此外，农村工业对使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些年里重新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发挥了作用，一些较先进的公社成了向周围农村地区传播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小型技术中心。虽然从统计资料方面来看，农村工业的发展似乎没有对城乡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别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后二者之间的差距和以前一样大，但是，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1961年提出的意见进行的。他那时说：

　　"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杜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台北：1969)第389-390页。）

　　在另外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也引起了财力物力从城市向农村的重大转移，当然也有重点的大转移。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运动灾难以后的缩减，中国的28万个农村医疗所中有20多万个被关闭，而城市医院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班琼．安：《中国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6)第155页。）1965年，毛泽东曾抱怨说，在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的国家里，培养医生仅仅是为城市服务。他建议采取根本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婆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还提出要大力加强疾病的预防工作和"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的治疗，而不要把大量人力、物力仅仅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他最后说："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6月26日。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第232-233页。）

　　总的说来，1969年以后所实行的政策遵循了毛泽东的这些建议。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医学院校重新开学。为了培养医生以满足迫切需要，正式学制从六年减少到三年，课程也作了修订。这样来解决毛泽东指出的："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1年招收入校学习的新学员中，包括更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赤脚"医生。他们缺少正规教育，但是拥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和实践经验。全国的整个卫生保健体系迅速从城市向农村发展。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校在农村人民公社设立医疗所和教学点，并且把医生派到那里去工作。城市的医疗中心和解放军(军队有自己的医学院校和医院)把更多的巡回医疗队派到农村去；所有的城市医务人员都必须轮流到医疗队或公社医疗中心工作。1969年，赤脚医生的培训计划大大加快了，并且系统化了。到70年代中期，这类医辅人员的数量达到100多万(自1965年以来增加了四倍)。他们从事疾病预防工作，提供卫生教育、节育知识和节育药物用品，治疗常见病，而把较严重的病人转到公社医院或城市医院去。赤脚医生在公社医院或城镇医院接受六个月的教育训练之后，回到选派他们来培训的乡村去，和普通农民一样以工分计酬，通常既从事医疗工作又干农活。他们有机会定期在专门医院接受更高级、更专门的训练。虽然农村的新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是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地方基金提供经费的，但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它的建立和运转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农村工作的专业医疗人员的工资是由国家支付的，巡回医疗队是由国家提供资金的，培训赤脚医生的费用也主要是由国家承担的。虽然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依然远远低于城市，但是所有这些带来了财力物力自城市向农村地区的重大转移。

　　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进行的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也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革一样，非常有益于农村。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上普遍存在的人员缺乏和不公平现象是非常突出的，并且不断发展。教育上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不但表现在大、中学校上，而且也表现在小学的数量和质量上。入学考试和以正规的学业资格和成绩为根据的升级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所征收的学费，严重地限制了城市贫困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对农村青年的限制就更大了。所实行的教育制度和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为城市里的专业工作和公务而培养学生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起了继续维持城市高贵阶层的特权的作用。60年代初，农村学校和业余学校的数量下降了，而城市里为党政官员的子女特设的预备学校却扩大了。（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和城乡不平等，1958-1966》)。见约翰．w．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第235—286页。）另外，整个教育系统代价很高，效率很低。大学为已经人浮于事的政府机关和城市工业部门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毕业生却没有培养多少具有农村非常需要的技术的毕业生。许许多多青年人从大学和中学毕业后，因无法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而灰心丧气。在盛行的上山下乡制度下，学业前程欠佳的学生(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被送到农村去，而他们既不愿意去农村，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1966年以前的那几年里，教育制度就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毛泽东是最严厉的批评者。1964年，毛泽东断言，"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他谴责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认为这些都有不少问题，是"摧残人的"。他主张，学制应当缩短，以"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的新制度应当取代脱离现实生活、只学习书本知识的旧制度。毛泽东强调了他长期持有的观点，他认为最好的、最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自学的方式。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把孔子说成是一位贫苦的农民、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甚至是群众路线的先驱者：

　　"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人，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他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群众的一些疾苦"。（毛泽东：《春节谈话纪要》，1969年2月13日。见施拉姆编：《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第197—211页。）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搞垮了党的组织以后，才开始了重大的教育改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基本上停止教学了。学校重新开学以后，它们是按照毛泽东的新教育方针工作的。这个方针的最明确的特点当然是在农村地区发展教育。国家给予比较富裕的城市地区的援助减少了，资金转到较贫困的地区，主要是农村。虽然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里一样，也宣布把地方的自力更生作为教育上的指导方针，但是国家的财政援助和政策，对决定如何向教育提供资金和向何处提供资金，依旧是关键性的。新政策优先考虑小学。既然初等教育在城市里已经普及，其结果是在许多农村地区其至边远地区推行了至少是五年的初等学校教育。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入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l6亿增加到l．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包括乡村小学增加的两年制初中班)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苏姗娜．珀：《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教育：是进两步，退两步，还是重新开始?》，见《中国季刊》第81期(1980年3月)，第6—7页。小学学制从六年缩短到五年，农村小学增加两年制初中班，因此中学注册人数迅速增长。见该书第11页。）

　　在发展农村学校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国家的教育官僚机构。分散学校系统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以前，农村学校是由县政府按照统一的国家政策管理的，而新政策要求当地村镇管理学校。小学一般由生产大队管理，中学由公社管理，目的是在选择教师和教材、推荐学生进入中学和大学、修订课程以满足当地的特殊需要等方面，给农民更大的发言权。（学校由地方管理，同时也由公社和大队提供教育经费，而国家帮助支付教师工资。见《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教育：是进两步，退两步，还是重新开始?》，第7页。国家的方针要求各级学校的课程都要包括政治教育(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军事训练和定期参加生产劳动，这当然限制了地方的自治。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方针和实践的影响，见约翰．加德纳和威尔特．艾德玛：《中国的教育革命》。载于施拉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第257—289页。）另外，取消了学费、入学考试和入学年龄限制。大跃进运动期间采用的许多业余教育和工读教育方案又实行起来。由于大、中学校入学标准和课程发生了变化，农村青年接受较高级教育的机会增加了。不再重视进入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实行生产大队推荐，根据政治标准和学业能力挑选的制度，让贫农、工人、士兵和基层干部优先上学。只有在工厂或农村从事了几年生产劳动之后，才能被大学接纳入学；大学生毕业以后，需要回到家乡地区工作。

　　70年代初期实行新的农村教育规划时的蓬勃景象，同文化大革命后期城市教育的(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沉闷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下面还要提到这一点。和当时的推测相反，文化大革命没有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以每年增长大约3％的速度持续发展。但是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农村的生活水平或食品消费没有提高。文化大革命后和以前一样，农村在经济上仍然受城市的剥削，仍然是国家为城市的工业投资而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业的盈余本来可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或用于农业的全面发展，但是通过税收、粮食征购和国家价格政策而继续进入国库。即使许许多多的农民从农村工业化的规划和教育、卫生的改革中获益，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带来城乡关系上的任何根本变化。

来源：2006-11-06　　 http://blog.sina.com.cn/u/405971a8010006qv

立此存照而已   岂有它哉

《中华读书报》记者  熊彦清

接到《中华读书报》的采访请求时，温铁军先生似乎有些惊讶，他说：“我没干什么，就是搞了点农村的事，都是下里巴人的。和真正的“大家”相比，我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我现在只是在帮助志愿者做平民教育，做乡村建设，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改良的事情，恐怕不合适当你们的年度学者。再者，我至今还没做成什么事，到现在为止收获的大多都是教训。”

但在中国，在今年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甚至食品安全问题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大家唇枪舌战辩论正酣之时，被社会公认为最贴近实际的温铁军先生却近乎顽固地默默不语，埋头做着实实在在的农村试验工作，这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以下为温铁军先生口述）

2006年的工作？还不是农村那点事！比较重要的有这两个方面吧：一是建立农村的有机生产者合作社，二是建立城市的文明消费者合作社。

2005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且把它作为全党全民的共同任务，2006年我们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全国发展了大概有30多个村一级的试验点和10个左右市县这一级的试验区（覆盖面为15个省市），帮助农民形成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帮助农民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自我赋权本来是一个当代国际社会和各种国际NGO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使用的的概念。原来弱势群体处在无权的状态，或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力谈判，被剥夺就是一种必然。而我们在国内说的赋权主要是靠推进组织、制度上的创新。只有帮助农民形成组织和制度，才有可能自我赋权，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和保护自己权益的能力；同时，也就提高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利于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使国家支农资金真正落实到农民。就是说，结合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我们得以把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的理念落到了实处。前几年，我们建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梁漱溟乡村培训中心，大量培养农民中的骨干，已经在各地开展合作社建设，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的建设，其他农村文化组织建设等等，今年就进一步演变成可以和知识分子开展“平民教育”相结合的基层试验点。我们安排了大批的大学生志愿者和青年教师到那里去和农民结合，甚至来了一些海外的青年学者，白人黑人都有，他们每到暑假，也来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的队伍中间，到基层去帮助农民。

第二个今年的工作比较特殊，就是我们认识到单纯让农民形成组织，是不可能有效解决农民谈判地位过低的问题的；必须在城里同时发展市民的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去和农民的生产者合作社对接，形成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诚信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真正把构建和谐社会落实。

要知道，把构建和谐社会从口号落到实处是需要大量的工作的，2004年的四中全会和2006年的六中全会中央两次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但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体制矛盾约束下怎么构建？这些年大家被忽悠的很厉害，市民都以为自己是上帝，但却没想到这个上帝是飘在空中的。我们被大量的有毒食品，有问题食品侵害着，无论是毒大米，毒鸭蛋，还是什么注水肉，注药果，多宝鱼等等，反正一系列的事件，你都应接不暇！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城乡对立的关系当中互相伤害，“病从口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搞得国人没有安全感！

那么我们怎么办？不能轻易认为搬来一个市场制度就能够把所有问题解决，因为我们现行体制条件下很容易“市场失灵”！政府也是要等到市场失灵、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才有作为。你们看大多数的问题都是被媒体暴露出来的，有几个是食品、药品、工商、城管、监督、检验等有关部门查出来的？报道出来以后怎么办？不过是“政府责令下架”！可你怎么知道架上哪个东西还没有查出来是有毒无毒的呢？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帮助市民组成消费者合作社，发动消费者运动，以消费者合作反过来和农民的有机生产，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11月初在北京开了个价格听证会，请市民和农民坐在一起讨论——我们这个价格听证会没有吵架，而是大家在互相诚信的基础上算清帐，农民种点什么，养点什么，到底生产成本是多少，市民代表再来给农民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合理的利润，总得考虑到农民也得给孩子上学，给老人看病；所以不能只算生产成本，要给农民合理利润。因此，我们在城市发动的消费者运动就叫做“公平贸易，善待农民”——这八个字是要求消费者不要压级压价，不要以为这个买方市场造成上帝的地位多么至高无上，只有市民善待农民，才能够真正恢复食品安全；只有建立诚信互动，才有资格享受天然环境下生产的健康食品。

今年4月份我们成立了一个“国仁绿色合作社联盟”，“国仁”就是政府和国民都要讲究诚信的意思，是由农村30多个合作社中7个表现比较好的，信誉可靠的合作社成立的联合社，这是全国第一家。目的是在北京或者其它大城市建立合作社的绿色产品的直销，让市民明白他们可以得到这些合作社在恢复了纯天然的环境下生产的健康食品。没有广告，没有任何豪华包装和过高的中间环节成本，你得到的可能是成本最低的健康食品。我们的青年志愿者还在河南兰考搞了“购米包地”——市民向农民预付生产定金，然后农民在地头上插上市民的姓名牌子，到秋后产出无论多少，市民肯定都要。这样农民不至于受中间商的盘剥，也不至于受高利贷的盘剥，能够放心地为消费者直接生产。这套让产销直接见面的办法虽然很幼稚，但也已经初步获得成功。到12月9日，我们6个“中国环境大使”联合发起“文明消费倡议书”，号召市民善待农民、公平贸易，建立消费者合作社，跟农民的生产者合作社直接对接。

所以，到今年年底，我们终于把成熟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很普遍的做法开始在中国做起来了。去年年底我要做这件事情，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青年志愿者劝我说，这样做成本太高，费力不讨好，条件不具备开始很难做得成。我说：我有思想准备。我在这么多发达国家考察过这种事情，已经了解了他们办这事情的难度。我说：“请你们记住，我们走出一小步，中国人前进一大步”。

按照国家领导人的判断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那我们也该进入市场经济成熟阶段，不要再把市场经济初期阶段那些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延续到现在，国人应该成熟起来了。

下一步我们要发展“社区支援农业”，这也是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做法，但我们还没有开始。所以下一步会立足于现有的农民合作与市民合作，推进城市社区支援农业，这不就是城乡良性互动，促进和谐社会了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经验和成功的典型，只是在一点一点地做，希望用我们这些微小的改良做法，逐渐推动社会缓慢地进步，逐渐改变现在这种好像社会只认贱俗文化、市场中只认丛林法则的现象，难道非得把这些牲口之间的规律强加给人类社会? 对此我确实很尴尬,于是想以我们一点点善意和善举，对这个社会的改良起一点作用。

至于教育方面。年初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贯彻创新型国家战略必须和教育创新相结合的文章，最近还要再发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教育如何服务于三农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在追赶国际一流，在“接轨”，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有偏差的提法。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美国，它的适龄人口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高，其实主要是因为成人教育、社区大学和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兴办的多样化的地方教育非常广泛。而我们却只抓正规教育，应试教育与国外接轨，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天是制式教育“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造成无数青年人的、乃至家庭的悲剧。这是片面接轨，片面国际一流的导向造成的，而被我们忘记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等；这些不可偏废，同样是要追赶国际一流的。

大家知道，美国成人教育大约50％是在美国的公立大学开办的，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40％是社区大学培养的。而社区大学和正规大学之间的学分是完全可以被互相承认的。社区大学可以两年结业，也可以带着这些学分继续去正规大学深造。而我们今天的片面做法，比如说大家都拼命并校，合并成超大型大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国际接轨了，其实走偏了。如果继续忽视平民教育，大众教育，社会力量开办的多样化的地方成人教育，那么这个国家这么多人口，要想提高全民素质，特别是全民的科学素质，文化素质，难道靠把有限的财力集中投入到几个重点高校？其结果，恰恰不是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文化素质，而搞得仅仅是精英教育。我正写的文章是讲三农问题严峻，我们的教育怎么承担责任，怎么为国家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重任贡献力量。

在这样的讨论中，我将受到的批评和承担的压力会更大。

现在中央十五部委在联合开展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的项目。我们的志愿者在海南儋州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里面的社区大学于12月初开学，并且最近在村里面开始搞农民运动会。这些也是国际接轨啊！不过，虽然教育部门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有一些领导已经意识到了。农村社区大学开学的时候，海南省的常务副省长来剪彩，很多厅级的领导也来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有重大意义的。

推进平民教育在我国的历史相当悠久。近代，则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投身于平民教育。至今我们应该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蔡元培、黄炎培发起的中华职教社，就是为了培养进城打工的农民，让他们学到起码的公民知识，起码的职业技能；而农村平民教育，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还有很多海内外的志士仁人都投身于此。这和我们现在只有少数人在做，显得孤掌难鸣的局面相比，似乎上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良心，更讲道义，更有使命感。

现在的知识分子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获取自己的投资回报，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符合现在的主流舆论导向，没有错误。而我的做法也不应该被他们指责。其实我的做法就像有人说的——温铁军是个三更就打鸣的鸡，叫得早了一些。然而，我叫得早的东西，大都慢慢变成了大家能够接受的事情吧。比如，我是十几年前提三农问题的，现在不变成重中之重了吗？我是2002年开始搞新乡村建设试点的，现在新农村建设不也已经变成国家战略了吗？我们的志愿者从2003年开始搞平民教育，现在不也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同平民教育的理念了吗？不过是改良嘛，慢慢的，人们都会接受的。我想，现在推进城市消费者运动，开展社区支援农业，也可能稍微早了一点，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最多不会超过三五年，就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

        去年我被国家环保总局任命为“中国环境大使”之后，就想今年要做一些事情。因为，过去讨论的环保不是“中国的环保”，只是城市的环保、工业环保，或者市民的环保。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农村不环保，整个国家就不可能环保，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这次参加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专家评审，仍然是大量资金投在城里，广大农村基本没有什么环保资金。怎么办？只有农民恢复起传统的生态农业，整个国家的生态才能在根本上恢复。所以我强调“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应该是今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关键内容。但是这些东西目前做的人很少，我现在也只做出了几个点，只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院墙内的60亩地里做成六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型，完全实现了生态化的种植和养殖；我们在海外的志愿者帮助下做成了全国第一组农村生态建筑群——生态办公室，生态礼堂，生态住宅，生态厕所，全部都是用当地可回收的建材，冬暖夏凉，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耗和建筑垃圾污染。这些大部分是在今年夏天和秋天完成的。但是我们还不能推广，之所以做得成，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在乎成本，但农民不行，没有政府补贴做不到大面积推广。需要等国家调整农业政策，现在大量的财政补贴还用在现代化的化学农业这种有毒的生产方式，如果补贴能够转变用来补贴农民的有机生产，全面推广才能有条件。所以，是否能够推广的关键不在我们。眼看着城里人继续受各种各样不安全食品的毒害，责任也不在我们。

我想，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部分地继承发扬了前辈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勉为其难地做事情，能做多少算多少。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目的，只不过是立此存照，告诉后人这些是可行的。而那些不可行的原因，也要总结出来告诉后人为什么不可行，仅此而已。

历来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社会实验，都是在审美层次上具有最高意义的悲剧审美，只要他真的是坚持社会理性，坚持人类道义，那他的全部的思想行为最终都会表现为一种悲剧审美。推广也好，能不能成功也好，应该问政府，不应该问我，我只做到我的实验成功。这就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做到实验成功，就可以发布他的成果了。至于这个实验结果能不能被采纳，那是产业资本的事，能不能推广，那是政府的事。我只是个思想者，我在思考问题，在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批评。我长期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实验员，搞社会实验的实验员。

20多年前，我沿着黄河搞调研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在自然界的博大精深面前人是多么渺小，人短暂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是多么有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岂言它哉！

        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到时候我的工作会嘎然而止，事业留给后人去做吧，我也没有什么留恋。这些年，我一直和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在一起——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但这个常识早已被人们忽视了，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退休后，我想多去发展中国家多走走看看，因为那里有人类的大多数。至于生活，我以为纵情于山水之间是很多文人的梦想，我自己有机会四处走走看看，置身于人类的大多数之间，去认识他们，同时也能了解自然，是幸福的。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年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温先生双手覆额，沉思片刻，忽然微笑了起来，“今年还真是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去年志愿者们以我的名义募捐资助的三个白血病儿童，今年都活下来了。其中有一个武汉的小朋友不久前给我发了短信，大意说：‘今天是我重生一周年，谢谢您。’我很欣慰。”

新法家传真：《大国崛起》讲的是大国衰落之道

> CCTV放映了《大国崛起》，无外乎中国文人的传统说词“亲君子，远小人，薄赋税”，看起来大气，也非常正确，但却是空无一物的废话。当然这些古典词汇换成了今天时髦的东西，如好制度，市场经济等等。但具体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才算好制度，市场经济；如何判断是否是好制度和市场经济等等，通通不知道。只知道这些新衣服就是好就是好，那些大国就是穿着这些新衣服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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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国崛起》已经有人拍摄了，这里就讲一个大国的衰落。这个大国衰落的时间背景与那些大国崛起相同，也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它曾经占世界GDP的2/3，通过它的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聚积了世界硬通货的2/3，它就是大清。今天，中国的GDP和外汇储备节节高升，但远达不到当年大清的高度，甚至永远也到不了那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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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靠的就是好的制度，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同时期的西方还有日本，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说大清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很多读者不以为然，因为教科书都不是这么写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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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先来一下定义，工科出身的人喜欢先定义，是什么不是什么有据可查。中国文人一大特点是不定义，就是华丽的词藻堆砌，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反正不需要自己做，乐得把文章写的漂亮些。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自由交易合法，这是定性的描述。当然还可以继续量化，这种合法交易占总经济中的比重多少，高于一定比例，就可以认为施行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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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大清没有什么以赢利为目的的自由交易不合法，好象除了鸦片。当然，当时鸦片交易存在，据说《红楼梦》里就出现鸦片了。后来林则徐禁烟，销毁鸦片就反映了鸦片交易的不合法。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论断：有交易不等于市场经济，在鸦片上就体现出来了。直到今天，大清的市场经济的范围和广度，还是现在的中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比如，大清的土地是自由买卖并合法的，现在的中国还在为土地自由流转而奋斗。大清的性交易也是自由合法的，现在的中国还是非法的，虽然现在有了“性工作者”的尊称，还需要改革理论家皇甫平为其合法化鼓与呼。最近深圳警方抓了一批“性工作者”示众，有良心的律师要为“性工作者”的人权打官司。在大清，这些都不会发生，性交易完全合理合法。因为土地和性交易不合法，所以进入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在这些领域依然不是市场经济，虽然存在着交易。进入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大清早已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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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量上判断，市场对于大清的每一个成员，上至皇帝下到普通农民，都是必需的，都需要靠市场来维持。生产的大部分都需要用来交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民，地里的出产50%需要交地租，这是市场价格。后来民国搞过一个减租运动，人为想把地租压到30%，但对抗不了市场的力量。如果他的老婆会纺织，他还需要购买纺织机械，当然农具也必须买。从交易所占比例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远达不到大清的水平。大清的农民还需要给政府交纳税金，并以货币形式。因为即便是皇帝也需要拿着货币在市场上购买东西，支付各级官员和军队的俸禄。严格说起来，大清不存在政府，所谓的政府实际是法院，官员是法官。《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就是个判案的法官。大清是小政府，大社会，以法治国的梦幻般的体制。是现代中国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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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还是民主宪政的。民主宪政的核心是制衡政府的权利。制衡的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在的中国正积极制定《物权法》，要架空宪法，因为现在的那个虽然叫宪法，但不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不是宪政。大清在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方面是个典范，大清的祖训，也就是宪法，“永不加赋”，直到清灭亡都没有改变。按照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改变规则也是侵犯产权，本来民营企业家规划好的项目，如果遇到加税，就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在保护企业家方面，古今中外没有什么政府比大清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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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保护私人产权，也是历史的传承。中国的历代政府都是保护私人产权，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明朝快灭亡的时候，天下盗贼烽起，中央财政困难，即拿不出钱来赈灾，也开不出饷来镇压，这么危急的时刻，皇帝受制于宪政还不能查抄几个大户。而闯王则一抄一准。由于闯王不尊重产权，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们借师剿闯，于是天下姓了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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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的民主宪政还体现在它的朝廷，也就是议会。这朝廷是民选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朝廷，只要通过考试，非常公平。《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也必须参加考试。考试比选举公平得多，现代民主宪政的楷模美国和日本，没有显赫的家世，是很难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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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朝廷的民主宪政还体现在决策权和责任权分离上。决策成功，则是那些民选大臣的荣耀，决策失败则都是皇帝的错。这非常符合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教授最近在电视上的演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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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这么大一堆，回到正题。大清是如何在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中走向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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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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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下半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并不确切，蒸汽机实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他只是改进了它，提高了效率，使它实用化。所谓提高了效率，这效率不过也只有百分之几的水平。今天的人过高估计了蒸汽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世界蒸汽机的总保有量也不过几千台的水平。蒸汽驱动的珍尼纺织机并不比中国黄道婆的手动纺织机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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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发明了蒸汽船，但效率极低，无法与帆船竞争。19世纪前半，帆船掌握着世界航运市场。直到1840年才开设了横渡大西洋的定期蒸汽船航线。50年代，铁制蒸汽船开始普及。60年代出现了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和螺旋浆，才正式开始了蒸汽船的远洋运输，但这一时期的蒸汽船燃料效率低，航行能力低，港口藏煤设施不足，尤其是远东航线，需要增加船内载煤量而较少货物运载能力。蒸汽船无法与帆船竞争。60年代帆船迎来了全盛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两次鸦片战争，都还在使用风帆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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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并不是输在武器装备的差距上。英国战舰是风帆木造，中国的也是。英国的大炮火枪是前装的，中国也是，当然射程和精度比中国的好点，但有限，不是代差。重要的是，当时的远洋运输只能靠帆船，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蒸汽船的远洋性能很差，尤其对远东缺乏加煤站的航线。没有后勤补给的支持，英国舰队没有持续作战能力。即便有一些中国人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向英国舰队提供补给。英国舰队愿意出钱买，为什么不卖呢，不要搞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嘛。实际上只要拖就能把英国舰队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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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失败，是输在中国文人的斗争意志上。比如最近冒出来一个中国的龙不宜作为国家形象的论调，袁伟时教授反思中国遭大祸是因为自己不受规矩，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还有诸如能关起门来商量对付外国人呢等等。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朝廷吧，估计当时恐怕象我们现在的那些专家们的那些谋臣，恐怕多是出主意把龙去掉的家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朝中百官，真正出主意崛起的，恐怕没有，出主意的，就是那种谨小慎微，处处反省中国不要太张狂的那种老成谋国之士。但英国，就不一样。人家就在议会讨论怎么打中国。我们这里，就会出主意怎么不要激怒洋人。这样的朝政，忘记说了，当时中国是民主政治，皇帝得听这些专家的，怎么可能打赢战争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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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明治维新后，派考察团到西方学习，回来后就在朝廷里争论“征韩”，不是支持和反对“征韩”的两派在争论， 而是“急征”和“缓征”在争论，是现在动手呢，还是准备好了再动手。最后的结果是“缓征”派获胜，“急征”派下野。这是日本的民主政治。中国的主战派林则徐则被流放新疆，这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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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当时的中国文与现在的文人一样思想先进，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市场交易的效率最高，打打杀杀的不好。但当时的英国及后来的日本思想可能太落后，不这么认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效率最高的行业实际是抢劫，而不是珍尼纺织机和蒸汽船。从现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中国谈不上失败，那些条约也不是不平等条约，开放市场顺应了历史潮流嘛，体现了当时中国文人的远见卓识。虽然在这之前，中国是市场最开放的国家。战前粤海关税率平均是商品值的20％左右，而同时期的英国海关税率则达到4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关税降低为最高5%，而英国依旧在30%左右徘徊没有降低过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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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的结果，外国的货物输入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依然阻挡不了拥有强大商业力量中国的外贸顺差。中国民间并不需要外国货，机织布并不比中国的手工布物美价廉，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外国的钟表中国并不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足够了，还自由。中国政府也不需要外国的重工业产品，外国的军舰大炮火枪是好，但比自己的好的有限，中国要和平崛起，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即便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鸦片，只要给民间企业家机会和自由，本土的鸦片茁壮成长，大有驱逐外国鸦片的势头，市场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中国在市场经济上锤炼了几千年，西方怎么可能是中国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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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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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和蒸汽船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当时所谓的强国崛起都是围绕它们。但它们的效率低的可怕，火车必须在铁轨上运行，降低阻力。没有铁轨，则远没有马车有效率。蒸汽船则远不能和帆船，即使后来导入了很多新技术。帆船的缺点是风不稳定，受气候影响大，于是在无风和少风的内河，蒸汽船占了一席之地，远洋是帆船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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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船的效率虽然低不能和帆船竞争，但有个优势是帆船不具备的，就是不受气候影响开设定期航线。定期航线非常方便邮政和人员运输，能够准确知道到达日期，而不是听天由命。但蒸汽船的这个仅有的优点也不被市场接受，没有市场需求，因为谁也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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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补贴下，P&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开设了亚洲的定期航班，用于邮政运输。进入60年代，随着蒸汽船的性能提升，法国、荷兰等国的汽船公司在政府的高额补助下开设了定期航线。1865年，美国通过中国邮政法(China Mail Bill)，资助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设经过夏威夷到中国和日本的定期航线，每月一班，10年间每年50万美元的补助，夏威夷段的另外补助则是7万5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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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当然，作为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么做也顺理成章。虽然邮船亏损，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是值得的，毕竟它们认为效率最高的是抢劫。实际上，当时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的日本由政府开设邮政也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搞什么全国统一价格，垄断经营等等。大清从来就是邮政民营化，政府不创办邮政，完全民间经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开骠局，承揽邮递业务，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极高。后来大清低档不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也开设邮政，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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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船主要承担邮政、人员及能承担高额运费货物，如绢和茶等的运输。随着新式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出现，燃料效率的提高，蒸汽船才能逐步与帆船竞争。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极大缩短了蒸汽船航线，进一步提高了蒸汽船的竞争力，因为帆船不容易通过运河。直到1878年，经过苏伊士运河蒸汽船的运价才降到经过好望角帆船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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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十年漫长的时间里，蒸汽船必须依靠政府的巨额补贴才能生存，机织布也一样。这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原理，只能靠抢劫维持亏损。实际上，对民用运输的补贴只是小头。英国是蒸汽机的发明国，但对于蒸汽机应用于战舰兴趣不大，因为效率太低。1850年代，英、法、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是一场双方都认为是肮脏的战争，不象现在的伊拉克战争有民主自由的大义名份。大量装备蒸汽战舰的俄国给英国上了一课，使英国开始大量建造蒸汽战舰。建造蒸汽战舰是不计成本的，为抢劫服务，因此不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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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蒸汽机是中国发明的，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没有导致在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从现在的眼光看，那种往复式的蒸汽机根本谈不上发明，会煮饭就算发明了蒸汽机，忘记说了，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蒸汽机的效率极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价值，做的功还不能补偿砍柴和挖煤，于是在市场经济中被放弃了，现在也没有遗留下什么遗物和记载。现代的蒸汽机是汽轮机，效率比往复式的优越得多。这种汽轮机早就被中国发明了，现在逛传统庙会还能见到这个中国古代发明——孔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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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由于很长的时间这种蒸汽机的效率依然不能与人力、畜力、及风和水等自然力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为动力装置被停止了发展。但它在商业上有观赏价值，在庙会，也就是市场里做个广告什么的，得到了蓬勃发展。于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伟大的发明。
>
> 推动西方工业化的火药和指南针，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同样的命运。现在的人指责中国发明了火药不去造枪造炮而是做烟花爆竹，发明了指南针不去航海而是看风水。这种责难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中国是市场经济，怎么能造用于非经济强制的枪和炮？造烟花爆竹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红白喜事庙会庆典等都有大量需求，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指南针也是，行军打仗不是市场经济，看风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现在风水业正在世界蓬勃发展。在建设市场经济的现代，我们提出军队要忍耐；总理到外国去消气，回来后取消各种项目，要不是因为挨了几颗炸弹，神五神六早就胎死腹中；据说不久前有26个专家联名上书，说不要建造新军舰，节省经费好发展经济。对照现在，指责古代中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说明当时人思想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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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非市场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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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蒸汽船需要大量的补贴，进入1870年代，在中国和日本的西方蒸汽船越来越多了。这些蒸汽船不仅开设远洋定期航线，也开设国内定期航线，中国和日本已经开港了。蒸汽船的繁荣，引得中日两过的商人跃跃欲试。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就解除了拥有西洋船型的禁令，中国则不存在这问题，因为一直实行市场经济，没有那么多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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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案例我不清楚。日本这里一个叫高岛嘉右门的商人，一看这名字就知道他是士族，不是一般百姓。使用高岛丸开设横滨到函馆间的定期航线，由于利用率低维持不了定期航线，不到一年就废航了。用脚趾头想就明白了，西方国家都需要补贴才能维持，你的制度再好，能维持到几时？真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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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非常优越，但西方蒸汽船的耀武扬威，还是刺疼了大清的神经，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市场经济。一些学习西方的文人开始搞洋务运动。1872年，李鸿章奏请朝庭开设招商局，列举了种种好处，诸如回收投资于外国海运的中国人资本（大清实行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外国公司在中国招募股票合理合法），海运事业的利益，海防等等。
>
> 大清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招商局。现代的中国文人对此颇有微词，往往因此认为大清不是市场经济。其实，当年的主流派也是这么批驳洋务派。"殊为无益"，说制夷，早已议和；说捕盗，已有水师；说运粮，已有沙船。不必糜费。但还是批准了李鸿章，我想就当时而言，他们可能是这么想的，试一试也不伤大局，反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说当年的主流派与现在的主流派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年的主流派被称为“顽固派”，现在的主流派被称为“改革派”。
>
> 但招商局的成立还是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范来，上海的民间资本出资11万两，李鸿章个人出资5万两，从直隶军费中出资13万5千两，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这种类型的企业很常见。
>
> 招商局以4艘汽船共2319吨开业，承接江苏浙江到天津的年间20万石大米的漕运，李鸿章是官，有这便利。不过上海商人的资本并未到位，我想大概是商人们曾经搞过蒸汽船航运，有亏损的经验。果不其然，开业半年亏损达4万2千两。为了摆脱困境，吸引民间资本，招商局进行改组，任命上海商人唐廷枢做总裁。这次改组，使招商局民营化焕发了活力，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资，导致股票上涨，1873年末股价总额达到47万6千两，81年达到100万两，第二年增殖到200万两。
>
> 李鸿章除了漕运外，还申请朝廷批准，由招商局独家承担各省的官物运输。由于外资航运企业激烈竞争，导致航运市场运价下降。招商局所承担的漕运和官物运输的价格不减，并且还有海关的特别通关便利。招商局获得了很大利益。这些显然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政府的钱是国民的税金，就这么进了招商局的私囊。但从另一面看，大清还是遵守市场经济原则，朝廷也只能命令官物运输，民间运输还是自由竞争。有很多民间货主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出于民族主义尽量把货物交给招商局承运。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应该批判，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批判民族主义的，比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试说抵制日货很愚蠢。当然，不能要求当时的愚民有现代经济学家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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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政府扶植和民族主义不那么光彩，是大清市场经济的污点，但招商局还是发展起来了。以上海港为例，招商局刚成立不久的1873年，中国船的比重仅有3.9%，77年急速增加到38.3%，大有追赶排在第一位英国船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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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70年代，外国船进入中国港口增长缓慢。主要原因还是蒸汽船的效率低，且改进缓慢，即便苏伊士运河开通，政府的补贴毕竟有限。蒸汽船的缓慢发展，对中国和日本的海运业是个黄金时代，中国的招商局站稳了脚跟。招商局还开辟了国际航线，很快就意识到不是外国海运公司的对手，不久就废弃了，除了越南航线。在海外市场，有政府扶植和民族主义，当然竞争不过有补贴的外国船只了。于是招商局专注于国内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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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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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招商局匹敌的日本海运公司是岩崎弥太郎创建的邮政汽船三菱会社。1871年设立，73年改称三菱。三菱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被称为“政商”。这种政商合一对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来说，很容易实施，所遇到的阻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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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制定了“征韩”的战略，设想战时运输一部分用自己的船，另一部分租外国船。但是，1874年台湾出兵时，租用英美船只被拒绝，于是紧急购买蒸汽船运兵，然后把这些船只无偿转给三菱。三菱还从政府直接拿巨额补助，开始开辟国内国际定期航线，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台湾出兵租船被拒绝，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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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与招商局的办法差不多，先垄断官物和邮政运输。日本不是市场经济，学习西方开设了官方的邮政，这是招商局所没有的垄断运输。这里有一段插曲，在三菱之前有个小的汽船会社靠邮政运输吃饭，由于三菱介入无法经营，被政府低价收购并入三菱。改变规则就是侵犯产权，张维迎教授的论断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保护产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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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菱除了垄断官方运输外，还想垄断民间运输。当时日本已经开港，外国船只可以经营日本国内航线。日本政府逆开放的潮流而动，积极修改条约。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只允许美国的太平洋邮船经营国内航线。对比一下大清，大清的国内航线自开港以来就是国际竞争，没有谁想到过修改条约。直到今天，中国文人还在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守规矩，还需要继续推动开放。可见当时的中国多么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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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条约修改还是不够的。日本政府还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在铁路运输上提供便利，还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如此种种，使太平洋邮船从日本国内航线撤退，后又从横滨上海航线撤退。于是，这些航线被三菱独占。
>
> 招商局就没有这些便利的条件，一直在国内航运市场上苦战，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主导地位。可能李鸿章想搞垄断，但受限于大清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
>
> 首先，大清的金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银子面前一律平等，政府连统一铸造银币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纸币。任何人，只要有银子就可以铸造货币，还可以发行银票，也就是纸币，还可以自由开设钱庄，也就是银行。如果不能赢利，就是皇帝在金融市场都借不到钱。这种情况下，大清不可能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民间钱庄自然是怎么有利怎么贷款。直到今天，如果中国船东到日本买船，很容易获得日本政府贷款，如果在中国买船，就很难获得贷款。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
> 大清当时还没有铁路，自然不能提供铁路联运的服务。李鸿章曾经想搞铁路，但被驳回。让你搞航运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已经便宜你了，还想搞铁路？！反对的声音大义凛然：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将使沿线商民丧失生计会引起暴乱。认为清朝初期虽无铁路而"武功极盛"，证明"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修铁路要毁庐迁墓。是"干天地之和，蹙生灵之命"。
>
> 今天这段文字读起来依然慷慨激昂。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西方不是市场经济“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是市场经济“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搞铁路就是搞垄断，"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国之强弱的根本在“德”，也就是制度，而不是“器”，科学技术。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强国的根本。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大国崛起》，是不是这么说的？
>
> 日本修铁路也有巨大的阻力，钱从哪里出？破坏环境怎么办？甚至还有传言要暗杀主张修铁路的人。但修铁路的革新派也很坚决，要竖立中央集权破除封建，使中央的权利直达地方！决心一下，钱也好办，增税及各种专卖。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时代，日本增税和专卖如同家常便饭，这些是严重侵犯产权的行为，于是明治时代民众暴动不断。同一个时期，中国歌舞升平，是同治中兴。1870年代初，日本第一条铁路开通，天皇参加开业庆典。
>
> 10余年后，大清同意修建铁路，但本着市场经济原则：谁投资谁受益。现在，中国铁道部想积极吸引外资，但响应者很少。原因何在？因为铁路本身是赚不了钱的，当然不可能吸引投资，需要与铁路沿线地域的利益权捆绑才有收益，为了保证这利益权兑现，需要外国驻军。我想外国驻军不是大问题，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有不少中国文人讨论购买安全。由于外国企业多拥有军队，于是大清的铁路多为外资所建。当然外资铁路不可能为本国航运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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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日本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民主宪政的大清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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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日本三菱的垄断与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有关。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没有多少油水，不受欧美重视。横滨上海间的航线在世界航运中不过是支线。欧美船只受限于补助金，放弃并不可惜。中国相对没有这些便利条件，但中国足够大，有足够的力量，只是想把龙去掉的专家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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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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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1880年代，三段膨胀的蒸汽机和双螺旋浆出现，使蒸汽船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完全压倒了帆船。1881年，最后一艘帆船运载中国茶叶开往英国，标志帆船时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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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需要补贴，进入中国和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急速增加。中国和日本船在总航运中的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下面该怎么办？
>
> 一条路是继续投资。很显然，如果继续买船，技术更新这么快，很快会过时，需要造船。但造船的投资比买船还大，也一样面临技术更新问题。要技术更新，需要投更多的资培训人才。这是一环套一环的恶性循环，是投资的无底洞，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
> 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家周其仁给出了解决之道。当然，他不是针对造船说的，而是造飞机。用几亿条裤子换飞机很好嘛，中国没有达到那样的利率水平，我们生产裤子能挣到钱，而欧洲生产飞机需要巨额补贴，我们赚了！
>
> 我们有理由惊叹当时中国人的远见卓识，竟然与百余年后的专家不谋而合，1880年以后，招商局停止了对航运的投资，转向别处有比较优势的项目。招商局只经营内河和沿海业务，船只不更新问题也不大。具体是什么比较优势，我手中的材料没有说。只能根据今天的情况猜测，因为他们具备与今天专家一样的认识，估计去搞房地产了。在房地产的热潮中，西太后都有兴趣在北京修建南方园林，与民同乐。直到今天这园林还在为中国创造着巨大的GDP。这园林给人指责的地方是西太后挪用了海军军费。这种指责，佐证了大清是民主宪政，皇家的钱与政府的钱不是一回事，所以有“挪用”一说，据说后来西太后还归还了这笔钱。西太后造园林，没有象秦始皇修长城强征民夫，或者象大宋一样搞花石纲官逼民反，完全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所以她需要挪用经费支付，而不是靠非经济手段强制。再说了，她可能思想很先进，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
>
> 日本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继续投资航运，开辟远洋航线，积极准备造船。日本人愚昧落后，认识不到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优越性，以为抢劫的效率高，一门心想着“征韩”。
>
> 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迅跑，经济蓬勃发展，还藏富于民。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论证了当年的高度经济成就。他是这么论证的，甲午战败后，中国民间可以很轻松支付2亿多两赔偿，算上庚子赔款也不在话下，只是民间不愿意借钱给政府。
>
> 日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暴动不断。虽然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甲午战胜后，被人改成“贫国强兵”。再十年，日俄战争获胜的消息传来，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暴动来庆祝胜利。
>
> 甲午战败的原因众说纷纭，腐败专制野蛮等等帽子扣向大清。当时的日本被腐败的长州官僚把持朝政：首相伊藤博文好色，前线指挥官山县有朋爱财。后来的美国非常腐败，周末花天酒地，被日本把太平洋舰队整个端了，麦克阿瑟将军丢下几万军队只身逃跑，美国也没有战败。斯大林腐败专制野蛮，苏德战争也是在周末爆发，苏军在初期遭受了毁灭的损失，斯大林还是打赢了。甲午战争50多年后，也是在朝鲜爆发战争，专制的中国还打败了美国！当然，这第二次朝鲜战争的胜利，却被当代中国文人横加指责，认为很不值。打败了不对，打胜了也不对，只有不战而降才是正道。于是，不战而丢东北的蒋公被当代中国文人吹捧。
>
> 甲午战败的原因，实际上800年前就有人给出了。当时岳飞大败兀术，兀术想逃跑撤过黄河，一位文人对他说了一句后来成为历史名言的话<B>“自古未闻有权臣在内，有大将立功于外者！”</B>当然，今天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秦桧也站起来了，都市场经济了嘛。
>
>
> 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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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负本是兵家之常。但朝廷里想和平崛起的文人们掐指一算，给日本打赏一点钱，比战争继续下去效用最高，理性经济人嘛。再说，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综合国力极大提高，这点赏钱是小意思。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就论证大清钱满为患，我想当时先进的中国文人也是这么认为。
>
> 有钱是一回事，但把钱收上来是另一回事。大清受民主宪政的约束，不能增税和专卖，那就发行债券好了。政府债券是金边债券，但这次却认购者寥寥。之所以会这样，陈志武教授给出的理由是大清没有现代金融制度不能融资，要尊重产权建设现代金融体制云云。
>
> 不过，陈志武教授给出的理由是错的。真实的情况是，大清已经拥有了现代金融制度，且完全是民营化的，还完全对外开放。现代金融制度是公正的，只认得利益，不认得皇帝老子。还是以航运举例来说，美资的旗昌海运公司可以在大清的金融市场上发行股票融资，面额100两的股票，最高可以卖到200两，后由于招局的竞争，利益下滑，股票跌到了面额的一半。大清的金融市场可不管你是谁。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是否建立了现代金融我还不知道，但政府干涉银行总让人垢病，张维迎教授最近提出要加速改革卖掉四大银行。大清则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完全的市场经济嘛。
>
> 投资人这么想，你皇帝老子凭什么还钱，即不能增税，周围都是些想把龙去掉的家伙，根本不可能指望在下次战争中能捞回来。于是市场对皇帝说“不”，皇帝也由于宪政的限制不能抄几家大户，于是被迫无奈，向英国银行借钱。英国银行一算，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凭什么还钱？于是海关被抵押了出去。现代金融体制是导致政府破产的直接原因。政府破产，在当今世界是很常见的事。
>
> 当然，有人会说了，皇帝为什么不把海关抵押给内资的钱庄，这还是说明大清内外资不平等，市场经济不彻底。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于当时英国不是市场经济，银行能接受海关做抵押，是因为它能派遣官员管理海关，派遣军队到海关执法。而中资的钱庄是市场经济主体，没有这些非经济强制手段，不可能接受海关作为抵押品。
>
> 大清的市场经济的效率是很高，硬通货储备是很大，综合国力是很强，但也抗不住连续而来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抢劫。1911年，革命爆发，大清灭亡了。这是一场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流血。日本的明治维新，倒幕战争还打了一年多。皇帝和平退位交权，但还是能在紫禁城里当皇帝。大清的官员文人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官员文人。赵家老爷还是赵家老爷，假洋鬼子还是假洋鬼子，阿Q还是阿Q。要说有什么损失，好象就是尼姑庵被革了两次命，但损失并不大。这样的革命，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中经常上演，朱学勤教授对这种不流血革命非常赞赏。
>
> 后来，冯玉祥撕毁原来的协议，侵犯皇帝的产权把皇帝赶出紫禁城。这位皇帝后来来到尊重产权的满州，还干得相当不错。他不办国企，保护私人产权，使满州经济高速增长。可以造飞机、汽车、炸弹……，打破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谎言。关于满州的经济成就，详细请参考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秦晖教授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述。
>
> 民国的总统总理象走马灯一样换，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是民主政治的充分体现。在经济方面，深入贯彻市场经济。吸取了大清的教训，鉴于贪污腐化多，效益低下，不办官企。原来遗留的企业，则关停并转卖。比如洋务运动创办的江南造船厂，乘一战东风来图来样来料三来一补给美国造了几艘万吨船后，再也造不出象样的船了。不知道是承包了还是MBO了。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1925年后就不冒烟了。汉冶萍则卖给日资了。这些改革打破了垄断，给民间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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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方面，大清花了很多钱创办了海军，但效果不好。民国干脆没有海军。空军是新军种，但由于飞机更新太快，买飞机不合算，还不如买外国的债券。外国的盘尼西林多的都用不完，不需要自己花钱生产，彻底贯彻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原则。总之，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取缔各种狭隘民族主义团体，防止友邦莫名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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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的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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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清除了大清在民主宪政市场经济上的污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做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中国更加民主宪政，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民国的经济飞速增长，尤其是黄金十年，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按这势头，40年代就可以经济起飞了，实现大国崛起。这方面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秦晖教授和杨小凯教授都有论述。上海的繁华远压倒日本的东京，有东方巴黎之称。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之一丰田英二，小学时代曾到上海，被上海街头奔跑的汽车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车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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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按照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的原则没有什么可以挑剔，这大概已经成了主流的共识。如果说有什么缺遗，就是没有责任人，毕竟中国没有最终发展起来。黄天不负有心人，人自助天助，这责任人终于出现了。日本看着中国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急在心里，于是悍然入侵中国，终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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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的甲午战争失败，有好事者考证出大清舰队吨位多少，炮的数量口径多少，一看不得了，好象还强于日本。但为什么战败了呢，于是深挖，什么训练不足造假严重，炮弹里面参沙子，军舰上溜狗大炮上晒衣服，挪用和贪污经费，如此等等，然后义正词严的指出，就是因为“专制腐败”才失败的。民国干脆没有海军，于是就没有“专制腐败”。说民国没有海军也不确切，著名的“中山舰”就是从日本三菱买的，后英勇的自沉于长江。装备几架老式飞机的民国空军很快就被消灭，然后租苏联的援华航空队和美国的飞虎队。丰田汽车在中国大地上驰骋，有路就有丰田车，当然也就有鬼子兵，繁华上海的汽车却不见了踪影。经济高度发展的满州生产的炸弹象雨点一样砸在中国人的头上，而英勇的中国士兵却需要拿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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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那么自然，合情合理，好象是应该发生的一样，没有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没有谁去追究，还正好可以歌颂“一寸山河一寸血”。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高，经济空前繁荣，却不能向前线提供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门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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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在蒋公的英明领导下，8年抗战，日本称为15年战争，中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后，蒋公派特使蒋经国去见斯大林，被告知几大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分肥协定，中国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而且斯大林还说：是你求我不是我求你。面对蛮横无理的斯大林，凭借空前的综合国力，蒋公只好忍辱负重。大清还能够做为当事者参与条约的制定和协商，民国从来就没有资格参与，无论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还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无比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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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走在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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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大清帝国和民国的衰亡已成为过眼云烟，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计划经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象戒除毒品一样戒除市场经济，进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中国文人被关牛棚，养猪种菜，而不能做“亲君子，远小人，薄赋税”的道德文章。闭关锁国，不能享受人类最先进的成果，《红楼梦》里可以享受当时最先进的钟表，民国还能享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汽车。中国人自力更生，坚决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神圣市场经济原则，不讲效益，不计成本，造飞机、造汽车、造轮船、造列车、造造造……能够制造几乎所有现代化产品，打赢了所有的对外战争。于是，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缺衣少穿，导致人口急速增长，错批一个人，误增3亿人，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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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文人解放了，带领我们重新走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市场经济没有安全问题，军队要忍耐，飞机、汽车、列车、半导体、发动机……统统下马，也不造人养孩子。我们发挥比较优势：卖工厂卖学校卖医院卖土地卖劳动力卖资源卖环境卖卖卖……，我们买飞机买新干线买汽车买电脑买手机买香波买买买……。市场经济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繁荣娼盛，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是5000年来前所未有的盛世，正走在大国崛起的大道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磁悬浮列车在上海奔驰，东京的磁悬浮列车还在图纸上，上海又压倒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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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有什么隐忧，那就是国内少数95%的人在制造不和谐，需要继续深入揭批计划经济和文革的遗毒。市场经济没有安全问题虽然是基本公理。但在国内，没有人有安全感：95%的人连吃饭都没有安全感，即不知道有没有下顿，也不知道这顿吃的是否有毒；另外5%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担心，但害怕清算第一桶金……。在国外，友邦也不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安全问题，竟然制定了防范“中国风险”的战略，对中国的投资连续下降，对在中国生产的商品不断增加限制。日本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开始议论无核三原则……。
>
> 但愿这次市场经济的崛起不会重蹈大清民国的覆辙。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可以欣赏到无限美好的夕阳，观看到一个大国的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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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导致大国崛起的好体制没有那么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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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经济体制就是能造东西的体制，好的政治体制就是能负责的体制。

1.我向星星许了个愿。我并不是真的相信它，但是反正也是免费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它不灵。 

2.我并不是每次吃完饭就看电视，有时我边吃饭边看电视，生活中有些改变会增加乐趣。

3.今天是元旦，我决定在新的一年里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8小时，这样的话，8乘以365除以24……121.6天……5月3日叫我起床！

4. 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肚子里没有好东西。或者说，没有好吃的东西很可怕。

5. 嘘——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我做了好事，这会影响我的形象的！

6.“欧迪在窗外冻得瑟瑟发抖，真可怜。我真有点不忍心看他这样。不，难道我能坐视不管吗？我必须做点什么。”加菲拉上了窗帘。

7.今后我永远不做对不起欧迪的事，……也许，也许不是永远。 

8.真不愿意起来，尤其我还病了，可我还得带病坚持吃饭。

9.今天我要做俯卧撑！……今天先俯卧，明天再撑。

10.“现在的梦想决定着你的将来”，所以还是再睡一会吧。 

****生活同样需要智慧。在加菲猫的哲学里，智慧就是不超出自己的能力。人，还是要诗意地活着。诗意的本质就是无拘无束、自在自得。与其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疲于奔命地单调地活着，不若像加菲猫一样满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建构一种真正的生活。

来源：发展论坛  2006年12月19日 07:05:22 　

    ●《大国崛起》播放后可以受到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它体现着国人的心态已经开放到了什么程度，体现着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需要。今天的“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中国自己的历史为鉴，而且要以他国的历史为鉴

    ●在《大国崛起》巨大的反响背后，我们仍能看出一个问题，即观众对历史知识、尤其是对世界历史的知识缺乏了解，这也就反映了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存在的缺陷。我们应该呼吁：社会要加强对世界历史的重视，让他国历史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多的借鉴。或许，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和电视这个大众传媒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创作出更多的文化精品，让历史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的一句话。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以史为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几大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但只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流传至今，其他古代文明都多多少少地中断了，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文明特别提倡“以史为鉴”，使自己历经几千年波折而能够生生不息、世系相承。

    中国文化一贯重视历史的作用，认为它可以警世和训诫，“前车之覆，后车之师”，古人的经历可以让后来人思考，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把自己的事做好。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以史为鉴”，向来只指中国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留传给后人。中国人的脑子里尽管有非常强的历史观念，但他缺少一个东西，就是关于“世界”的观念。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下观”观天下，而不具备对于“世界”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但近代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满清王朝却闭关自守，紧闭大门，对外面的东西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到1840年以后就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中国人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世界，他的“天下观”被世界冲开。于是，中国如果想要摆脱列强的欺辱，想在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取得成功，就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必须努力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回顾1840年以后的历史，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其实是与不断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同步的；中华民族再次振兴的过程，也就是这个民族的心态不断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成功和胜利，是和我们的心态开放成正比关系的。正因为如此，《大国崛起》播放后可以受到如此巨大的社会关注，它体现着国人的心态已经开放到了什么程度，体现着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需要。经常，我们听到有人问，说《大国崛起》的光盘和丛书怎么会那么热销、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呢？答案应该是简单的：中国有13亿人口，即便其中有十分之一想去了解世界，这个市场会有多大？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中国自己的历史为鉴，而且要以他国的历史为鉴。

    既然他国的历史也值得重视，那么从别国的历史中，可以“鉴”到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借鉴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的。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其他国家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历史。这几百年中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其他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积累了哪些经验、留下了哪些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又可以给当代中国提供哪些启示呢？这些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汲取别国的经验、规避别国的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走弯路。

    《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中的九个国家，都在不同的时期有过比较成功的发展，它们把握了当时的时代发展脉搏，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它们由此而成长起来，成了它们那个时代所谓的大国。《大国崛起》试图对九国的成长过程加以追溯，观察这个过程，探讨大国成长的原因，以及它们留下了什么经验和什么教训。一个大国的崛起，原因应该是很多的，要能够全面讲到，无所遗漏，当然很难做到。但片子基本上走了一个寻找各种因素、探讨各种原因的路子，而不是去做一个简单的，或者公式化、模式化的结论。通过这种追溯历史、寻找因素的方式，影片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让观众用思考去和历史对话。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采用了直接叙述历史故事的方法，而历史的真实性，即历史故事中包含的那种真实的存在是最能够引起观众深思的。每一个大国在它崛起的过程中，都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大国崛起》尽量对这两方面都作探讨，努力从多角度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铺叙。正因为它对历史进行了真实的重复和表现，才使片子震动了观众的心灵，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但在巨大的反响背后，我们仍能看出一个问题，即观众对历史知识、尤其是对世界历史的知识缺乏了解，这也就反映了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存在的缺陷。很多观众在看到片子后，对片中的许多历史事实感到吃惊，他们会问：“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些东西呢？”说实在的，片中的许多内容在历史学者眼中只是很一般的知识，是常识，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大众都应该有所了解。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明显不够，人们忽视历史教育，不重视历史学科，造成公众对历史的了解很不充足、尤其对世界历史知之甚少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又是和中国现在快速走向世界的现实不相适应的。所以，我们应该呼吁：社会要加强对世界历史的重视，让他国历史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多的借鉴。或许，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和电视这个大众传媒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创作出更多的文化精品，让历史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

    长久以来，学术界抱着一个心愿，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大国崛起》这个片子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它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更多的外国历史知识，让他们去思考九个国家几百年来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它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他国历史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借鉴，“以史为鉴”，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从而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

来源：文汇报 2006年12月18日 09:21:43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

台湾网友对中国大学的看法

看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它的大学。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之精神”。是啊，“宇宙之精神”，多么庄严神圣，多么亘古长新。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

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

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老牌菁英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当年曾为国民政府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现在的交大，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在广元西路的校门旁边，交大用临街校地盖了一座6层大楼，一楼二楼是电脑商场，里面分隔成许多狭小的店面，租给商家卖电脑或组装电脑。走道是那样的狭窄，商家再把桌子搬出来拉客，让人走都不好走。人人手上一根烟，那空气真叫一个污浊。三楼是交大昂立书店，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连中小学生到幼儿的参考书都卖。你能想象柏克莱史丹佛的大学书店里面卖非学术方面的书？四楼以上则是交大昂立学院，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英语电脑进修学院。进了校园，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有交大的这个英语培训班，那个电脑培训班，原来交大不止一个昂立进修学院，还有好几类似的学店呢。学生宿舍的一楼被出租给某个培训班当教室，大白天的也会听到这个那个英语培训班里传出托福GRE听力模拟测验的录音机声音。小卖部旁边还有一间店面是卖仿制的青铜器。还有个地方，墙壁上用手很粗糙地写着：假肢，洽询请进。

交大还有用学校名字作商标的“交大昂立一号”补品，呵呵，西方人真笨，怎么不搞个剑桥海狗丸、牛津隆胸素、哈佛脑钻石、耶鲁减肥茶。

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大概中国人都喜欢自立山头，都喜欢拥有好听的头衔，所以交大有无限多的系主任、所长、院长。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

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

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来源：天地人大

到哪里寻回中国大学精神？ 
 
周白萍
 

　　每一年高考过后，各个大学的报考总是受到格外热切的关注，一反往年北大清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架势，许多高分考生甚至高考状元纷纷选择投进香港高校的怀抱。与此同时，质疑北大清华的哈佛大教授丘成桐也是数出惊语，还有人高呼“世上已无蔡元培”，更有骇人之语“北大、清华将沦为‘二流’。”在网上广为流传，这些，不能不让人反思中国大学现有的大学精神和教育理念。

　　凡是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先生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蔡元培所在的那个动荡年代，是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他提出的“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

　　遥想当年，我们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大学盛景，八十年代的校园风景里，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

　　而今，我们看到的是，大学精神已被实用主义侵蚀得伤痕累累，大学已沦为许多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了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大学里常常是行政支配学术，连一直被默认为我国教育象征的北大清华也难以幸免，如此这般，中国大学的文化精神将从何谈起，大学怎能不变得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

　　在大学里，学生们往往不是想着如何完善自己，而是乐此不疲地进行无聊的攀比和玩乐，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而大师级的教授越来越少，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却是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

　　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世上已无蔡元培！然而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该怎么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的失误。而教育改革的失误就误在将教育变成灌输固定知识的过程，而大学仅仅用于指代贩卖毕业证的机关。教育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在学费的高度攀升，其制度与潜规则却让老师学生们叫苦不迭－－把学子们送进大学的教师们长年累月做着累比牛马的工作，还要面对比自己活得更好的低学历非知识分子时的自尊流失，学生们一边听着老师们的安慰“进了大学就可以好好玩了”，一边在书山题海里折腾。由此引发的考试经济的不断发展，烘托着中国教育可耻的繁荣，同时导致进入大学后的学生往往浮躁松懈，不能形成很好的大学学风，进而影响到整个大学的教学质量。

　　然而真正进了大学的学生，又有多少对自己的能力有真正的了解，又有多少能在学校繁复而苛刻的条例规章里探求出容许自己能力自由发挥的空间？写作《大学重建》与《文化立国》两部书的姚国华先生痛言道：“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了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在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素的市场经济时代，学生们从中学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标尺，那些既刺激不了消费，又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的和人格的完善，而是怎样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面对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很少人再向其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

　　前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大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要学会思维，第三是学习知识和技能；一个国家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想到前段时间回家坐火车碰到的一个山东人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我不管什么国家民族，也不管什么外国侵略，我只知道我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谁给我的钱多我为谁干！”.虽也是个别现象，但可以想象，现在的某些国人（已经不在少数）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信仰，也没有理念了。

　　其实大学不应是孤立的大学而应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个时代的大学学风，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而综观中外，“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气息，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我个人非常喜欢梁启超为清华书写的大学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们今天有无数的人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可是，当大学的灵魂也变得空洞而浮躁，谁能把梦想的光芒照进现实，当我们的大学精神迷失甚至耗散在物质与欲望的边缘，我们到哪里才能把他们找回来？

    来源：光明网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陈平原

 

      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

　　前些天，我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所见所闻，大有感触。好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希望我解答。我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但这些问题凸显了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必须认真面对。先说说到底哪些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不断有回来参加庆典的校友询问校长，我们学校排行第几？校长明知这种问法不科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挑最好的排名来答复。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样。不仅校长，各个院系的主任，都说排名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学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报纸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推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华名落孙山。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因为，第一，北大没那么好；第二，清华没那么差。北大清华，伯仲之间，如果强行拉开距离，那肯定这评判有问题。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园里发起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据说效果很好。大家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即，你怎么看待这场大讨论？

　　第四，开完庆典会，我顺便到一所师范院校演讲，谈大学精神。开放提问时，有学生希望我谈谈陈寅恪先生，如何评价他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主张。我问：你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也都喜欢谈陈寅恪，这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五，老同学见面聊天，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大学老出事？一会儿北大博士生录取有争议，一会儿北航招生大舞弊，一会儿南师大女生陪舞，一会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虽然大学毕业20多年了，但说起大学，他们都有一种青春想像，觉得大学里的教授们应该很纯洁、很崇高的。怎么现在变得乱七八糟的，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好吧，就这些。这么多问题，你说该怎么回答？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下面我就试着略作解释。当然，好些是说开去，不是直接针对这些提问。

一、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反过来，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大学排行榜疑似付费广告》，《北京晨报》2004年11月17日）。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的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都看不懂。形形式式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你问我大学排行榜好不好，这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外国，北大在清华之上。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这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照这样算，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你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难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不靠统计，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呢，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保》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互相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在此之前20年，即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大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因此，我对于目前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二、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盖莫例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也应尽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大家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奋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表面上境界不高，其实大有深意在焉。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三、关于大学故事

　　讲述大学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好些东京大学百年校史资料，也读了其他各国大学校庆的出版物，对此很感兴趣。几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出版，因其中谈及我对校庆出版物的兴趣，不断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此类东西；上海有位朋友，还专门帮我收集世界各国大学的校庆纪念邮票。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者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而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还有好多谈论大学的丛书，也都是这个路数。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关于大学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共十二种，除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讲的，大都是大学该如何管理这样的问题。就学校的组织及管理者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学。好在我也不想挤进教育学家的行列，我讲的是人文，涉及文学、史学、教育等。换句话说，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专业化的、只能由教育学家说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还有做其他专业研究的学者，都来关心教育问题，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里面来。这两年，也有不少教育学教授认可了我的研究，说我的文章写得有趣，不像他们谈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的那样坚硬。不仅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学家也能同意：“大学故事”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我这样提问，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在大学里，谁最关心、而且最能影响大学传统的建构以及大学精神的传递？是管理者，还是大学生？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承认学生们在承传大学精神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你就能体会到我所讲的大学故事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史馆（室），校方有意识地建构历史、表彰自己的光荣传统。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这种颇具学术色彩的聊天，没人强制，纯属自发，带有自娱性质，但褒贬之间，大有讲究。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而得以延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假如你在首师大、华师大或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还没听到过此类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学校太刻板，要不是你读书太不灵活。
　
　　这些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比那些确凿无疑的口号、校训更实在，也更有用。它经过一代代教师学生的选择、淘洗以及再创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说“再创造”，那是因为，大学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长，都在起伏与变形。我在北京大学教了20年书，经常有学生问，老师，听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不能说毫无踪影，但想象发挥的成分很大。如今，我们也成了学生编造故事的对象。我相信，这些故事，日后有少数传下去，绝大部分则很快被遗忘。其实，常被提及的关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人的故事，也都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开去的。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如果没有影子，胡乱编，传不下去；编一个跟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传不下去。别小看“口耳相传”，就像民间文学一样，它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或许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当人家要我讲什么是“北大精神”时，我总是掉转话头，给他们讲几个北大的故事。听完故事，学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师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那种情况下，我通常举蔡元培。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比如扶持新文化运动，还有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观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记得辜鸿铭的故事，还有林纾的故事。虽然“逸事”与“正史”之间，有不小的缝隙（参见《老北大的故事》28—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但大致的精神没错。另外，他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也是大家乐于传诵的。这些事情，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故。一定要说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对各种各样“主义”的提倡。今天我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只强调“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同时在北大出现，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大学不同于中学，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自由竞争，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来，就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成长了。尽可能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这是大学的任务。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认为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
　
　　现编的故事也好，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好，学生们听了，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行了。有趣，耐读，让人浮想联翩，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这样的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当然，讲述大学故事，必须经得起听众的考验，不能做成纯粹的广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编出有趣而且传神的故事。对于大学而言，积累资产，积累大楼，积累图书，同时也积累故事。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积累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代代学生记忆里最难忘怀的。几十年后，诸位重新聚会，记得的，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以及校园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师们讲授的具体课程。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鲁迅回忆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我想，关于大学、关于大学生活，日后大家记住的，很可能都是你们喜欢的故事，以及你们热爱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体的课程知识。
　
　　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t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一辈看待师弟之间的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耻。所谓抗战中的“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当年沦陷区的“伪”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而我感慨的是，这种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62、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记得是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在飞机上，我正在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到，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鱼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经说过，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有时讲课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在于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养。就算是知识传授，也必须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老师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没有消失的可能性。诸位作为师范大学或教育院系的教师和学生，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会对这个职业充满信心。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师生间距离的拉大，我有点担心，韩愈《师说》表达的那种理想，很难再出现。记得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讲课，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实到现代大学里面去。他希望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学生。可讲了几年课，梁启超说自己失败了。上课开口，下课走人——他当时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学生也就见一两次面，无法深入交谈。这种状态，和他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念书，完全不一样。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教育状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十八世纪英国的培养绅士，比如牛津、剑桥，十九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作者：陈平原
　
　　（笔者曾以类似题目，于2004年11月17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专题演讲，现以首师大的记录稿为底本，综合三次演讲，整理成文。本文原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

来源：华商网互动中心 edu.huash.com 2005年05月18日 14:46:53　　

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 
姚国华 

一
　　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着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
　　
　　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的校长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和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他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

　　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保留着一些痕迹，如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壁垒森严。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以及它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

　　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职位，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当时，很多武大校友都认同一种说法，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要的关键，是要有一群文化精英，构成一个拥有特殊智慧的象牙塔，———大学就是现代国家的最高文化机构，最高的精神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

　　然而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着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有现象。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与其它任何官位无关。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当然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他们的社会威望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都还要拜见呢！
　　

二
　　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
　　
　　我认为，只有哲学家、思想家，只有具备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是些什么人？科学家，工程师，思想教育专家，经济学家。中国今天最没有脑子的人出自三类：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他们往往陷入急功近利中，陷入名利场上，陷入时尚潮流中。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当然不行！大学要培育的是整个民族最高的精英，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为增长GDP的，不是服务于老板，不是听命于上司，不是取悦于利益集团的。院士也不一定有资格做大学校长，他们也是研究客观对象的，摆弄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院士里有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几个。大学校长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独立思想者，应当是哲学家。当然，如果他既是思想者、哲学家，同时又是院士，又是经济学家，工程师，那倒是可以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哲学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独立思想者，不是那些吃哲学饭的人，那些死啃书本的人，更不是那些借哲学之雅名来谋求现实利益的人。

　　人才，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人才是什么呢？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大学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人”本身，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人才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用的，被老板用的，是做打工仔的。所以这才出现了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武大很牛，它说自己是小深圳。
　　

三
　　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建几个院士楼，引一群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就能创新吗？
　　
　　什么叫与国际接轨？如果认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这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这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

　　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中国社会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建几个院士楼，引一群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就能创新吗？

　　我们知道“文革”结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学习陈景润，人们相信没有林彪、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无数个陈景润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结果呢，陈景润死掉后，中国大地上一个陈景润级别的数学家都没产生。要知道，陈景润在当时中国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比他高的数学家还多呢！中国今天的数学又如何？物理学也是一样。中国生物学曾经有世界超一流水平，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人工牛胰岛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不能比的。二十年前，中国科学家每年总有几项被世界承认的科学成就来，国家科学技术的一等奖没有空缺过。十多年前，中国经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获得一等奖的成就，而且随后连年空缺，到现在已经难得哪一年不空缺了。

　　十年前，我们一听说“院士”便肃然起敬，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可是现在你在网上搜索，有关院士的语气，除了官方话语，可能有一大半不那么恭敬了。四年前我的著作出版时，有一位与我曾经关系密切的院士，因为我书里有一句“院士博导满天飞，博士硕士遍地滚”(现在硕士应换成博后了)，他老人家从此再不理我，否则无法向其他院士同行们交待。我们已经知道袁隆平虽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报上还说，上海有位年轻院士自曝自己在美国也就相当于副教授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惨呀？不是没有钱，而是大学精神的缺失。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追求中，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四
　　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静下心来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
　　
　　现在你到华中科大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要买就160、180、260平米！你想，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静下心来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

　　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他人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就是追求智慧。欧几里德几何是没有用的，希腊哲学家像泰勒斯那样，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托勒密、阿基米德那样，都追求着一种没有用的智慧，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是嵌入了人们内心深处，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

　　好几年前，曾经写过《新大学人》的王东华先生跟我说，他永不再谈大学问题，因为大学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谈的，谈了也白谈。的确，在中国，大学似乎已成为一个“权贵”话题，不像足球，谁都看得出哪个是假球；不像超女，谁都有资格投她一票。为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崇尚文化，敬畏大学吗？不是，是由于思想的普遍贫乏而产生的权威迷信，这也造成了小人物不敢怀疑，青年人不敢批判，而那些权威本身又矫情、虚假与做作。某些大人物无耻作秀，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撞骗，更加剧了大学的腐朽。

　　譬如说，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在北京市录取比例超出其它省份的十倍以上，北大录取的北京学生就占了13%，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的统计甚至达到17%，这首先是一个严重的招生不公平问题。可是，你看那些名牌大学校长说了什么呢？我们为他们感到脸红，回避不公平的实质问题，赤裸裸地为优势群体辩护，公然诋毁不发达地区学生的智力水准。什么北京生源素质高，什么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背后完全是权力思维。社会对大学的支持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支持没有任何理由获得市场意义的回报，何况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并不是首都市政府的首都。这是所有人有正常思维都看得到的，难到名牌大学校长会看不到么？

　　再譬如说，每所大学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怎么应付呢？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花半年时间，甚至把正常教学与研究事务都放下，甚至暑期不放假，去建立各种应付检查的档案，填写无数重复啰嗦的表格，制作各种给外人看的手册。我所在的学校还要求准备几年来各门课程的两套试题库，标准答案，学生考试试卷，没有的要求组织学生造假。至于有几门课能让学生真正有所收获，有几堂课的老师能够让学生不睡觉，有哪些真正在思想、真正在做学问的教师需要支持，学校提拔出来的优秀教师有几个真能给学生智慧的，天晓得。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怕孤独，孤独才有真正的内心世界，真正拥有了内心世界的人，能够以自觉的行动走向普遍的价值与理想，也就超越了孤独。

　　任何人唱高调的时候要警惕！我刚才唱了很多高调。人都有两面，理想与现实，这两者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一个先一个后，先现实就没有理想，先理想也根本达不到现实。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绝大部分人其实生活得很优越。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1994－1997年开创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策划并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形成大学人文教育典范，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张 五 常

1999.8.19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学作研究生的同学，读到我最近在《壹周刊》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说他和一些同学很想知道关于写论文的事，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应。既为人师表，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却的。

先答该同学的一个问题：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有什么分别？严格来说，没有分别。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胜于一篇平凡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劣作，硕士不如也。因此，一位大学研究生，若有进取心，是不应该考虑写硕士论文的。

在美国，经济学硕士是不用写论文的。大致上，该硕士是个安慰奖。你攻读博士读了两三年，校方认为你拿博士没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给你一个硕士。

在美国的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一位学生申请读硕士，是不会被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者没有进取心，孺子不可教也。

同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校内的老师说博士与硕士论文的分别，是有或没有创见。错！英谚云：太阳之下没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袭，是自己想出来的，要完全没有创见就不容易。

举一个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二百年的观点，应该是有创见了吧。但我的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你的佃农理论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但传统的佃农理论，却是因为不明白经济理论而搞错了。」这样，你说是我创新，还是历来分析佃农的学者创新？

同学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着，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经济学行内我被认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阅读他人的论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约下过三年苦功读书，昼夜不分地在图书馆内生活，但其后就与书隔离了。严格来说，我没有读书（或读他人的论着）起码三十年。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与同事研讨我也是不喜欢的。对我来说，独自思考是一种乐趣，因此，在学术上我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作过一篇文章。

要写博士论文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写经济论文，你对经济理论一定要有相当的掌握，因为问题一定要从一个理论基础去看。但这理论的操纵不需要很全面。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操纵，花一生也不足够。你要全面有点认识，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举一个例，高斯（R.H.Coase）对一般的经济理论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却超人几级。他所有的重要论着都是与「成本」有关的。我自己对一般经济理论的认识，比高斯多，但却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样，我有一技之长：在价格理论中，我对需求定律的认识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虽然我很少提及「需求」这一辞。

任何世事，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结论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学要写博士论文，或要在经济学上有点建树，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而深入地对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纵自如。

没有如上所说的理论基础，你本领再大也不容易写得出一篇可取的论文。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从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数之不尽，你不可能件件皆能。与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选一两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运气。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场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看世界，或学刘姥姥入大观园，尽可能天真地看。

没有成见，不管他人怎样说，你会觉得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一「奇」，都是博士论文的大好题目。试举一些例子吧。

为什么在有竞争的市场上，购物者会讨价还价？所有经济学课本都不容许这个现象--我自己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为退休将至，不打算下笔了。为什么在九龙广东道的玉器市场，玉石的原件出售时不切开来，让买家看不清来猜测石内的玉质是怎样的？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广东道的街旁卖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还没有写出来。

是的，科学上的学问，是因为不明白而要试作解释，对或错不重要，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学们若没有好奇心，就不应该在什么学位名衔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么衔头，没有谁管得。（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名片的。）

找到了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谕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说（Hypothesis）的形式来处理，再到市场搜集证据，印证自己提出的假说是否被推翻了。这样，博士论文就是一级的。

达到如上所述，你还要做两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论文题目有谁作过类同的研究，补加些注脚，充充场面，好叫论文比较容易发表。重要的是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这假说能引用到不同的现象去。

这最后一点的或大或小，或成或败，就要靠点运气了。高斯因为研究电台的广播频率而成功地把问题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诺贝尔奖！

保守的革命者——在杨振宁荣休晚宴上的讲话词

戴森（Dyson）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称颂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富兰克·杨。我的题目是‘保守的革命者’。这题目的涵义将在讲词末彰显。

1983 年富兰克为庆祝他的六十岁生日出版了‘文选（1945－1980）附评注’。这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书中的评注是他自己写的，用来解述各篇文章写作时的情景。书里只收了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是他自己选择的。这样做比由一个专家委员会来挑选更能揭示他自己的思路和性格。所选的文章中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不重要的。有些是专业的，有些是通俗的。可是每一篇都是瑰宝。他不是试图在五百页中塞进尽量多的、艰深的科学。他是试图在五百页中揭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精神，而做得十分成功。他选的这些文章既揭示了他个人的奋斗，也揭示了他的科学成就。它们揭示了他的成就的深远的源泉，揭示了他对培育他的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揭示了他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老师们的崇敬。它们还揭示了他对数学形式美的热爱和同时掌握缤纷的实验物理世界和抽象的群论与纤维丛世界的能力。他巧妙地将八十页的评注结集一起放在书的开始部分，而不是将它们附在各篇文章的后面。这样，评注可以连续地读，成了他的科学自传，一部极好的自传。它以清楚而简练的词句描述了他的一生。它朴实地描述了他的工作背后的强烈的感情和始终不渝的忠诚。换言之，它描述了杨振宁之所以成为杨振宁。

书中最短的又最精彩的瑰宝之一是一篇两页长的，对费米的描述。它是作为费米和他合写的一篇文章的序言，曾收录在费米的选集中。从 1946 年到 1949 年，富兰克师从费米。他从费米那里学到的物理比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为多。费米思考的方法在富兰克的思想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影响。他写道：‘我们懂得了，学物理不应该只狭窄地学一个专业。学物理应该从平地开始，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一层一层地加高。我们懂得了，抽象化应在具体的基础工作之后，而绝非在它之前。’

费米崇高实际的精神可以从 1954 年发表的杨－米尔斯这篇卓越的文章题目中看到。今天任何一位谈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将它称为是引入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文章。可是它的题目并没有提到非阿贝尔规范场。文章的题目是‘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如何了解同位旋守恒这个物理问题出现在先，而抽象数学观念非阿贝尔规范场出现在后。这是费米处理这类问题会用的方式，也是富兰克处理这个
问题所用的方式。费米的伟大在于他既懂得如何计算，又懂得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在其一生中，富兰克均衡的处理了他的抽象数学的天才和费米对于物理细节的脚踏实地的关注。

请允许我在这里简短的讲一个和这个讲话的主题无关的，有关费米的故事，它和富兰克毫无关系。我不是费米的学生，但我有幸在我学术生涯中关键的时刻和费米谈了二十分钟。我从费米这二十分钟中学到的比我从奥本海默（Oppenheimer）二十年中学到的还多。1952 年我以为我有了一个强相互作用的好理论，组织了一大批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按照这个理论来计算介子－质子之散射。我们运
算的结果和费米在芝加哥回旋加速器上量到的截面符合得很好。于是我得意的从依色卡去芝加哥给费米看我们的结果。费米很客气和友好，但我们的结果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说：‘计算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我所愿意采用的，是先有一幅清晰的物理图象。第二种是严格的数学架构。你的则两种都不是。’这既结束了他和我的对话，也终结了我们的理论。以后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没有将矢量相互作用
考虑在内，我们的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而费米直觉地看出了这个理论必然是错误的。在这二十分钟里，他的脚踏实地的见识省掉了我们的无谓的计算。这个教训富兰克是无需要学习的，因为当他在芝加哥做学生时，已经充分吸取了费米的见识。　　

在选集发表后的十五年中，富兰克没有闲着。1995 年另一本书出版了，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是庆祝他七十岁生日的文集。书的题目是‘杨振宁──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隐藏在书中的专业文章里，有一些个人的颂赞和回忆。它们描述了富兰克如何积极帮助科学在三个中国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的成长和繁荣。富兰克很高兴能够偿还他所欠他的故土和文化的债。

这两本书中都没有收入的是富兰克两年前写的题为‘父亲和我’一文。这是献给他的父亲，一位 1973 年去世的数学教授的文章。它极精彩而微妙地描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分离给二人带来的痛苦。他的父亲在艰难的岁月里留在中国，而就在这段时间中富兰克在美国成长为名家。他们都知道还是这样好：没有美国，富兰克不会成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不住在祖国，他的父亲将成为无根之木。然而
分离也深深地伤害了两人。对富兰克来说，他个人和父亲的分离，同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上的隔绝是一场悲剧的两面。很幸运，尼克松总统适时地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富兰克能够在他父亲去世以前访问中国，能够在他父亲病危时坐在他的床边。在选集的评注中，富兰克描述了他在 1964 年如何困难地作出成为美国公民的决定。这决定正式承认了他脱离中国，脱离他的父亲。他写道：‘我父亲……1928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父亲和我’有一个快乐的结尾，一个光辉的重圆。富兰克描述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他站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凝视着英国国旗缓缓下降，中国国旗缓缓上升，乐队奏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写道：‘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说不完的外人欺凌……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来了的富强的中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全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富兰克那夜站在那里，他的，和他父亲的，对重圆的深层感触是使我们动心的。而对我，他所表达的骄傲和满足的心情，特别引起了共鸣。我也属于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我在英国的故乡也是 Alfred 这位学者国王的故乡。一千一百年前，当唐朝在中国建立了在中国持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时，Alfred 将我的故乡变为一个卓越的学问中心。我们的 Alfred 国王将拉丁文典籍译成英文，和唐朝诗人差不多同时代。富兰克在他的选集前面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和富兰克一样，我也离开了故土，成为美国公民。我仍记得我在 Trenton 受到的屈辱。那一天我宣誓忠于美国，主持仪式的无知先生祝贺我逃离了奴隶之乡来到了自由之邦。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大叫，我的祖辈们解放我们的奴隶比他们的祖辈们解放他们的奴隶要早得多。我和富兰克对美国有同样的矛盾的感情。这个国家对我们两人都如此的慷慨，可是对我们的古老的文明又如此不了解。我也感受
了他在香港亲睹和平地降下英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时的骄傲。在那一瞬间我们这两国古老的文明短暂地走在一道，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事物。

五年前我很荣幸在费城美国哲学学会授予他富兰克林奖章的仪式上讲话。我们聚集在学会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室中。学会创始人富兰克林和学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杰弗逊的画像俯视着我们。我们知道他将他的大儿子取名为富兰克林，因为他对富兰克林特别崇敬。我愿用我在那个愉快场合称颂富兰克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话。

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的设计师。从当年在中国当学生到以后成为石溪的哲人，引导他的思考的一直是他对精确分析和数学形式美的热爱。这种热爱导致了他对物理学最深远的和最有创见的贡献──和米尔斯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已渐渐成为比宇称不守恒更美妙更重要的贡献。后者使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发现宇称不守恒，发现左手和右手手套并不在各方面都对称，是一项了不起的破坏行动，它摧毁了在前进道路上的思维障碍。与之相反，非阿贝尔规范场奠定了新的思维结构的基石，这个结构以后经过三十年才建立起来。今天当代理论描述的，并为当代实验证实了的物质的本质，是各种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组合。他们为杨在四十五年前首先猜测到的数学对称性所支配。

和重建城市以及国际政治一样，在科学中摧毁一个老的结构比建立一个持久的新结构容易。革命领袖可以分为两类：像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他们摧毁的比创建的为多；像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他们建立的比摧毁的为多。无疑，杨是属于后一类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一样，他爱护过去，尽可能少摧毁它。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思维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

杨喜欢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创造的源泉在于数学，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纯思维可以掌握现实，像古人所梦想的那样。’在另一场合，杨讲道：‘乍听起来，一个人的爱憎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有如此密切关系，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人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他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杨对数学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它使得他的相对最不重要的计算成为袖珍的艺术品，使得他的深入的猜测成为杰作。它使他，正如使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一样，对自然的神秘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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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杨振宁荣休晚宴上的讲话词，一九九九年五月廿二日于纽约州石溪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从晚清到1949)

　　杨小凯

　　最近朱学勤教授请笔者为百年中国史写一章中国百年经济史，盛情难却，只好慢慢收集材料，准备这一章的写作开始做阅读文献的家庭作业以後，後悔不该应允此事，因为比起做理论研究文章，阅读文献辛苦多了。为了累积背景材料，笔者写下一些读史笔记，也许不少读者会有兴趣一睹晚清经济史。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

　　——晚清的经济历史

　　晚清经济史最有趣的是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晚清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人认为晚清经济并不是一个未发展经济，而是在城市中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其形态相当接近中国80年代温州，江浙，北京浙江村中的个体和私人经济。第二个问题与中国和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比较有关，也与当时法国和英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大大落後於西欧，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不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个回答从笔者看到的史料来看完全不符合史实。

　　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就是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评价。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於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於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分析这三个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说明我所采用的治史方法，笔者不同意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治史方法，原因是历史研究从未有述而不作的，每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上各现象或变数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一些假定，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试想相信地心说的人写出的天体运行史与相信日心说的人写出的必然会非常不一样。

　　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在写史前，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则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当这些言明的假设之多样化到达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之间有充分竞争时，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如果不言明潜在的对分析框架的假设，使读者误以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纯客观历史，则读者反而会轻易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反而使历史记?变得非常主观。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指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中分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没有在迂回生产性的制造机器和工具的行业加深，也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

　　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後的政治，经济制度。清朝一直1996才有专利法(费维恺,1999下卷第一章，pp73-75)，此前专门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因此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使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按照Mokyr(1990,pp.235-50)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於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原因。他还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自由企业制度(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而按费正清的记载(Fairbank,1992,p179),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见费正清1999,上卷p.19)。皇帝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可以不经审判抄没大臣的家产及处死他们(见费正清：第一章，导言：旧秩序，上卷，p29；张灏，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下卷，p345；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0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特别是官府由於对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动的敏感，严格禁止自由结社，也影响到自由企业的发展在这种制度下，需要大型私人企业来保护企业家思想和知识财产的迂洄生产行业中的分工当然不可能发展起来，加上1906年前没有专利制度，所以以技术发明，技术在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特徵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

　　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见费正清1993.p19)。这种官商勾结是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徵，正如Landes(1998,p222)所言，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不可能加深，生产力不可能提高。而Landes认为18世纪的法国也是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官商勾结的坏资本主义社会。而当时的英国是个税法公平，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中产阶级有相当高购买力，整个经济为平民生产的好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时英国的市场容量大於法国(虽然人口和国土小於法国)，分工可以加深，人均收入比法国高30%。(Mokyr,1993,p.56)，费正清(1993,p24)记载了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及事实上的累退税收制(越富和有权势的人交的税率越低，制度化的贪污，行贿及官商勾结盛行(关於清朝成立企业需要官府特许的制度，及官商关系和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的垄断，见费正清1993,pp19-20及何炳棣，Ho Ping-ti,1962,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rin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问题是为什么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很快就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时间呢？很多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Baechler (1976,p.79)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欧洲的政治不统一创造了一种格局，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有激烈的制度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统一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使得有竞争力的制度有机会胜出，而且会很快被创造性地模仿。

　　而18-19世纪的东亚，中国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其政治上是大一统的，早至秦朝就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而实行了一种政治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它有效地扼杀了地方和人民的创意，这应该是清朝制度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後于欧洲的根本原因。就政策层面而言，18世纪的英国早就经过了重商主义阶段，并完全放弃强调政府产业政策，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代之以单方面自由贸易，无产业政策，放弃保护关税，以及逐渐放弃靠特许垄断特权获得税收的制度(Mokyr 1993,p.44,north,1981,pp158-68)。而当时的清政府还处在重商主义之前的政策思维水平上，奉行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在法律制度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普通法中的公平司法，由案例在司法公正条件下自发形成法律的概念，而且没有与中国法律制度类似的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民法概念？

　　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个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制度化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军队中官方鼓励战胜时的抢劫也成为官兵收入的主要来源(费正清1993,pp23-32)。这种税制不健全和不公平的状态也是坏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在18世纪的法国坏资本主义社会中，税法因人而异，特权阶级不交税，平均税率低於当时英国的平均税率。英国光荣革命後的好资本主义社会中，税率对所有人都一样，且由民意代表机关决定，政府没有独立於议会的财权，所以政府税收能力极强(Landes,1998)。中国清朝末年的坏资本主义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一样，税制不公，特权阶级交很低的税率，由於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政府的税收能力很差，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因此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事业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支持。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出国时惊叹西欧公共财产可以用来做如此之多的公共设施和善举。

　　清政府的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後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厘金制类似欧洲重商主义之前的各地贸易关卡，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收2-10%的厘金。由於对跨省跨区贸易重复收税，这种税收制使贸易的交易费用极高，对分工的发展起著严重的阻碍作用。欧洲重商主义虽然用各种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阻碍国际贸易，但它却以统一国内度量衡，废除国内贸易关卡，减少了国内交易费用，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厘金制虽然受到外国条约制的限制，但是一直要等到民国时代才被完全废止。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郭廷以,1993,pp544-600,费正清,编,上卷,陈锦江,1993,pp428-532,费正清,刘广字编,下卷)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二次大战後，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见陈锦江，1993,pp482-483,也见pp.495-51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而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陈锦江，p488-490)。几个所谓私营铁路公司的例子都说明，政府一直保留撤换这些所谓私人公众公司的总办，及其它干涉的权力，这些干涉加上公司治理经验不足导致问题时，政府又借机实行国有化(陈锦江，上引文，pp503-509)。而不受官方干涉的私人企业，如茂新面粉厂大多生机勃勃(陈锦江，pp509-512)。

　　但与1949年後的国营企业相比，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的企业更像一个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後，於1904年1月21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1905年颁布公司登记法，1906年通过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上了轨道。1904-1908年私人企业迅速发展，共有272家注册。但这个良好发展趋势被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动乱所打断。

　　清末经济史中还有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清末农业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第二个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外国入侵(包括国际条约制度，战争和租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清朝末年的经济有一个二元结构，农村地区基本自给自足加上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主要协调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极低分工。外生比较利益是指天生生产条件或偏好不同引起的分工和交易，而内生比较利益是指後天形成的比较优势。由於缺乏专利制度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制度，在迂回生产和技术发明创造等活动中，分工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能发展(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1期(1964))。这种农村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是自己生产的，极少部分购自市场，所以农业生产不是专业化和为了市场化而进行(分工水平低)，几乎很少有专业生产一种蔬菜，水果的欧美式农户，更少有大规模雇工进行专业化商业化生产的农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见，例如Yang,2001)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经济制度落後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每个自然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著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

　　所以清朝末年农业的落後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国工业的入侵造成。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已相当发达，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记录说明，华北和满洲，除了私人民田外，还有大量旗田，屯田和皇庄，它们都是侵犯财产和战争的後果。到了十九世纪後期，对私人地产的保护不严主要表现在对私田和特权阶级田赋税率的差别。另外官方和皇帝仍然有不经司法程序任意抄没田产和其他财产的特权，也可说政府有能力侵犯财产的「剩余权」，虽然政府在和平和理性时并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特权阶级不经常运用此种特权的证据是，依靠侵犯财产，强抢恶要，并吞土地的趋势并不明显，因而土地所有权分配比欧美要平均。很少有官吏，富绅，有官方背景的垄断商人拥有一万亩土地的例子。大约有50％的农户为佃农和部分自耕农，货币地租已出现，每亩现金地租为地价的5-10%，相当接见现代国家中市场的货币地租水平。实物地租约占收成的50％(费维恺，第一章：1870-1911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势，费正清，刘广编，1993，下卷)这种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证明为不利於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资讯经济学证明，在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俩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一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见Stiglitz，1977,张五常1976,张五常还发现了废除分成地租制的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费维恺，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并不比当时的美国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权阶级和政府侵犯财产的特权可能是土地市场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尽管民间自发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土地私有权在租赁买卖中不受侵犯，保护土地产权的法律制度很不发达，例如有权以原价赎回已卖土地的权利是一种没有经过类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则，进化到自由买断所有权的制度的机会，这曾经是清朝土地纠纷和杀人案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引费维恺一文中还指出专业租田经纪人虽是土地制度相当发达的标志，但地方士绅，地主与官府勾结也利用这种制度将土地税转移给佃户。这也应视为中国式坏私有制的一个特点，富人与官方勾结，形成特权阶层，向穷人吸取政治垄断租金。因此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使得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特别是知识财产和私人企业剩余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得交易效率低，农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产力低下。

　　与农村相比，中国的城市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按费正清的记载(1993,上卷，第一章)，清末的人口增加，刺激了商业化的发展，所谓商业化就是分工的发展，按文玫(Wen,1996)的理论模型，人口增加会刺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清末原始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使银行业，信贷业，行会和商会出现和发展，并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分工发展的一个特徵是专业化水平高的职业会取代那些专业化水平低的职业，而且一些在迂回生产中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会取代不依赖迂迥生产器械的职业。现代工厂制度内高度专业化的各种纺织职业取代手工纺纱织布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被迫从旧职业转到新职业的情形相同。但是由於清末的各种法律，经济制度并不发达，交通运输条件也很差，所以这个工业化转型过程在当时不是太快而是与欧美日本比较而言太慢。费维恺(1993,pp25-40)记载了两方面的抱怨，这个经济转型中过程吃亏的手工业者抱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新的工业家却抱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使他们的新生意扩展速度太慢。施坚雅(1965)和费维恺(1963，下卷，第一章，pp.53-63)记载了如下史实，由於交通运输效率低，所以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全国性很高分工水平。所以沿海大城市只是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路的交易中心。这使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加大，也使沿海大商业城市的发展受到局限。这表现在最初创办的企业很快发现地方市场饱和，利润下降。清朝末年保险市场不存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还不可能用保险市场及社会保险减少工业化转型造成的代价。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原因。费维恺(pp.73-83)还指出，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後造成用於促进交通运输，司法，执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开支，大大低於欧美国家，这是当时清朝经济落後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於外国企业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外国制度和条约保护其权利，而中国政府没有保护本国企业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所以中国私人企业的确有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的问题，但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本国政府的落後制度。

　　最後笔者介绍费正清(1993,上卷，第5章)，徐中约(1993，下卷，第2章)对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对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记述。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後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於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慈禧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犯罪行为，因而招致各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犯下这一罪行时，其关键因素是被部下关於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後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暴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国人侵略中国。因此这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法，而是由独立於政府和告辩双方独立的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定有罪无罪，这是普通法不同於欧洲大陆和中国成文法的地方。当然，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教会人士都曾经依靠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保护其人权。英国在中国的租界基本实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国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机构治理租界。但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局)权利的人由於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大约外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见Feaer,Werker,pp.128-208)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从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实在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可惜在革命运动乱发生後，租界的制度并没有被中国人系统地学习。费正清在前引文中还记载了英国人在租界的俱乐部制度加自由结社制度怎样被用来克服中国人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天生的免费搭车的心态。

　　与租界有关的是中国的海关制度。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刘广京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见刘广京，1993,费正清编，上卷，第十章自强运动：导术西方的技术，pp566-570)。

　　民国经济史(1912-1949)

　　(2.1)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及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研究民国经济史的重点是与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宪政经济学有关的问题，简言之，是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近国家经济学的正式数学模型(李克，Li,2001年)将霍布斯(Hobbs,1651)有关国家的思想数学化了。有名的霍布斯丛林假说认为在没有国家制度时，每个人都是其他个人的敌人，他想尽办法偷抢人家的财产，也想尽办法不被别人偷抢，在这种没有国家制度的条件下，大量资源被用於从事偷抢和防止被偷抢的活动，因此生产活动不可能发达起来，而偷抢在结成人群的团体之间发生时，就是战争。按照李克的模型，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严格而言可被视为一种大偷大抢)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支援司法，执法系统以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因而这种被霍布斯称为利维坦的政府权力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按宪政经济学的思想，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因而可信)的国家员警暴力为基础。但是由於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徵，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而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但同时找到一种机制能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清朝国家权力在执政者垄断政治的条件下被用来追求特权阶级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所谓国家机会主义)时，清末的经济发展的落後和停滞就发生了，而当国家机会主义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因而使强大合法，统一的国家暴力崩溃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二者都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分工发展迟缓，生产力进步缓慢。

　　西欧是从几个世纪的动乱中逐渐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概念，既保留了政治不统一，又维持了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使以上国家功能的两难得以解决。这是欧洲经济发展快的动因，但其代价就是战乱连绵(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用联邦制度，三权分立，普通法，宪法司法(国会立的成文法可经适当程式被成功诉讼，成为违宪和非法)，和用宪法严格限制国家权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统一，实行地方自治的大国内解决了上述国家功能的两难，因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

　　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寻找解决国家功能两难的途径过程中，逐渐滑向具有一个统一合法的国家暴力的失效，因而出现类似霍布斯丛林的军阀混战局面。

　　严格而言，如果军阀形成多个小国，并形成国界不可侵犯的秩序，则军阀割据有可能象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平等竞争的局面。1920年代以广东军阀陈炯明为代表的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思想(所谓联省自治)就代表了中国朝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方向最後被代表用武力统一中国趋向的国民党军队击败。当时外国对各地的军阀政权不予承认，由於当时外国的承认对各地军阀政权合法性及经济军事援助至关重要，所以在外国的鼓励下，各地军阀大多以统一中国，争取外国承认的全中国统治合法性为目标。外国选择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打交道的物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如果中国的军阀可以象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时一样，在本省实现议会政治，与外省和平谈判关於形成联邦的条件，中国仍可和平统一。但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这也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给中国人树立的行为榜样有关，中国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从未有「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的概念，因此陈炯明关於各省之间缔结各省同意的条约(宪法)通过和平统一方式发展出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想法得不到其他军阀支持。与此相较，英国人与中国打交道时，耐心争取中国政府自己同意的条约，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後各州之间不发生军阀混战，很大原因，也是英国人治理美洲殖民地时实行地方自治，尊重各州议会和州宪法的行为为独立後的美国执政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及抗战和国共内战(1938-1949)时期。

　　侯宜杰所《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著作关於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路，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於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转引自侯宜杰)。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於虎」。当时这种绝对君立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许可权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绿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著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後，商人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於政府的真正议会驺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於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後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2.2)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所有历史学家公认的，按Feaerwerke (1993,pp.28-127)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勘重负。由於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

　　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从英美发展起来的宪政主义可追溯到十二，三世纪英国城市中的地方自治及大宪章。在一个不需要常备军就能防止外国入侵的海岛国家，公正司法过程自发产生的案例形成的普通法构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由於收税的困难，不得不将制定税法的权力让给交税大户组成的国会，因为这是在私有地产神圣不可侵犯条件下，收税的最有效方法。17世纪大革命前後，新教和天主教及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互相迫害最後被光荣革命终止，各派终於达成共识，承认了保护人权，禁止政治迫害，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英国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但却是宪政的创始国，其宪政游戏规则是朝野各方所认同的一些行为准则，例如不能容忍政治迫害，宗教迫害，这些行为准则是以参加政治游戏的局中人对公众利益和道德准则的一些基本共识为基础。这些共识对「什么为对」「什么为错」有一些象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的认同，对於错的行为，大家都有类似对偷窃应予全社会的反对(Saction)和惩罚的态度。即使偷东西的人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从私利反对社会和司法机关对儿子进行惩罚。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在自己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後)，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专制的另一中说法)，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立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袁世凯如能象华盛顿那样自动退位，则前文提到的合法的可用来保护财产的暴力与此暴力倾向於侵犯人民权利的两难就可解决。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指出，可以生存下去的宪政游戏规则必须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是：不管局中人在什么地位(是员警还是小偷，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而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他军阀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选择游戏规则的标准(所谓屁股指挥脑袋)，而不知道这样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华盛顿选择自己下台的行为就可能成为万世游戏规则，执政党选择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为也有机会变成万世游戏规则生存下去，而一切以私利为目标选择的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被参加游戏各方都接受。而只有各方都同意的游戏规则才可能变成宪政游戏规则而流传下去。

　　因此宪政过程中，参加游戏各方要有起码的公心，都要在心中有把尺，在选择和遵守游戏规则时不能违反模糊面纱的原则。这原则用俗话来说就是分饼的人和第一个拿饼的人不能是同一人。正如自己夸奖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信的一样，只有第三者仲裁(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才能有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断。

　　民初的宪政失败也要归结为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袁世凯要不择手段地独裁，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没有权力的人，其权利可能被有权的人任意侵夺，不象华盛顿从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了解他的财产权利在他失去政治权力後也很安全。所以民初执政者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一旦这一恶性循环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回到「霍布斯丛林」，然後重新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规则下产生王权或其他独裁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好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定宪法)都在这一时期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後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

　　国民党北阀成功後终於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於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政府於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於民。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中华民国後来在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法律制度为基础的。但这时的立法工作也因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留下了一些不利於保护财产权的隐患。例如土地法对决定租金的市场制度和当事人的财产权横加干涉(见Feuerwerker，1983，pp.85)。一些行政法规也有侵犯财产的社会主义色彩。宪法草案和其他立法也留下法国式激进主义的痕迹。而Mokyr (1990,1993)和Landers(1998)都证明这些法律制度中的激进主义色彩对长期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孙中山留下的一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律制度中的痕迹成为後来大陆和台湾土地改革运动中侵犯财产和各种不道德行为的祸根。

　　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对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领袖。1942年大部分参政员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

　　中国最重要的宪政发展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各党派对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过程。这次宪政过程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除国共两党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是共产党坚持不经选举，而用联合政府方式将官位元在主要党派之间瓜分，而宪政谈判的其他主要参加者主张在军队国家化，立宪，选举後，才由胜出的政党决定政府职位的分配。国民党没有采取满足模糊面纱原则的行动对自己的权力作出可信的限制，以赢得共产党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而主要调停者美国政府由於与国民党关系太近，也使共产党对调停者是否能发挥中性的第三者仲裁功能没有充分信心，加上共产党本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百年中国最有希望的宪政过程完全失败。

　　国共内战开始後，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1949年後共产党又在排除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情况下片面制宪，再一次重复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2.3)民国经济发展表现

　　两个主要独立於官方的对民国经济发展的估计，见Liu Ta-chung and Yeh Kung-chia (1965)和巫宝山(1947)。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属於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2000)所分析的二元结构：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贸易(见Feuerwerier，1983,pp28和Skinner，1964,pp3-44)。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於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路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见Rankin,Fairbank,Feuerwerker，1986,pp,12)。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百万，占5亿人口的5-6%(Feuerwerker，1993,pp33)。由於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路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孙广振，杨小凯，1998，见Yang,2001,ch.14)。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Chang 1969,pp20-74)。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专案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Feuerwerker，1983,pp42)。Feuerwerker认为(pp.120-1)，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援，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1936年是$6.97，比印度($20)和拉丁美洲($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见Feuerwerker,1983,pp 47)。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後，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後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这也成为1949年後政府推行国营化的基础，而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後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Feuerwerker,1983,pp47-48)。

　　(2.4)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於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於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按Buck的估计，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顷，1933年为2.27公顷(Buck,1937)。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他落後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房地产经纪人)。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位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於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於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民国统计署，1946,国民政府统计局，1946,Feuerwerker,1983,pp72-90)。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资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Stiglitz,1974,Cheung，1969)。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侧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於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於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

　　而现代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见Hart,1995)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而在另一些条件下，自有土地比租地更有效，因此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於租佃制度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後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於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後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以美国为例，1879年美国25.6%的农户为佃农，194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4.5%(高於三十年代中国的完全佃户比率)，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879-1945年间大大提高。所以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Feuerwerker,1983,pp85)。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於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末严格执行，它却为後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如湖南)於1949实行。但是侵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共产党红区(1930年代)和解放区(1946年後)都非常普遍，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Feuerwerker,1983,pp.72-85)。99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於明治革新的日本，比99年代日本低99％，小麦单产相当於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後。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於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後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著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Feuerwerker,1983,pp,33,pp,85)。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於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於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路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Sachs and Yang,2001)。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2.5)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按照Perkins(1975,pp.115-65)和Feuerwerker(1983,pp.28-33)的记载，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後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Rankin,Fairbank,Feuerwerker,1986,pp.12-27)。Perkins (1969,p.72)认为三分之二的商品是在地方定期集市上交易的，他认为「商人剥削农民」的断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制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应商业发达後所需金融服务的网路，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路。而各种习惯法和私法(类似英国普通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Rankin等人，1986,pp.12-13)。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类似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putting-out制度。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於192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99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於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於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後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购。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於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於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於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程文利(Cheng,1998)证明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於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於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於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於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後，由於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後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後期由於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方式，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Feuerwerke,1993,pp.99-120)。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徵。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後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於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後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於1920年代开始下降(Feuerwerker,1983,pp.91-92)。

　　程文利，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Cheng,Sachs,and Yang,2000,Sachs,Yang,Zhang,2000)证明，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於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都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後国不利。落後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後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後期和1949年後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而台湾1960年代後，中国1980年代後采用的是後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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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六环境大使联合发布文明消费倡议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张洽、年度人物廖晓义签字支持。

12月9日晚的北展剧场星光灿烂。2006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当选为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廖晓义不但接过了鲜花和奖杯，还郑重地在她的颁奖嘉宾、中国环境大使温铁军手中的“中国环境大使关于文明消费的倡议书”上签字，支持这个倡议。

这是参加今晚颁奖晚会的六位中国环境大使，歌唱家关牧村、导演冯小宁、演员陈佩斯、主持人杨澜、白岩松、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联合发出的倡议书。

温铁军在晚会上代表六位环境大使发言，分析文明消费对消费者自身健康，对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的意义。因而他们倡议：

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做起，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起；进而发动国人的广泛参与，推动全社会的文明消费。以自身的节约实践来宣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用实际行动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除了应该自觉地把那些过度包装、崇拜名牌、豪华消费、大吃大喝等行为视为反文明之外，还应该主动倡导公平贸易，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和谐。

倡议书同时也希望农民朋友们积极地回应他们所倡议的城市文明消费运动，在农村净化土地、保护环境，从源头上拒绝有毒农业生产！

温铁军说，目前在北京已经成立诸如国仁绿色联盟、国仁城乡合作中心这样的公益组织，致力于加强城市消费者和健康食品的农民生产者间的沟通，促进城乡互动。国仁绿色联盟是全国7家农民合作社成立的合作社联社，直接经营农民自己生产的健康食品。而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购米包地’模式已经初战告捷，北京市民已经吃上了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大米。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张洽也在倡议书上签字，对这个倡议给予支持。

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
——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张兆曙

　　[内容提要]后乐村五十年社会变迁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表明，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对于乡村社会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是一种重要的解释资源和分析框架，它为国家在制度安排上顺应农民的自主性和解除对农民的社会排斥提供了经验上的可行性，并为寻找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本土因素”提供了途径。

　　Abstract：The fifty years of evolu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the peasants in Hou Le Village shows what an important impact the daily economicactivities of the peasants has on the social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In other words，the daily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peasants provide a powerful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feasibily of the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with regard to allowing peasant autonomy and removing social bias against the peasants.If China wants to modernize her rural areas ，she cannot afford to neglect the“local elements”which are expressed in the peasants ’daily economic activities.

　　一、研究假设、分析框架与个案状况

　　在学术界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当前中国是一个单条腿的社会。这一说法是通过对比来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些部位的形势比较好，而另一些相对应的方面或者部位的形势则不太乐观。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分割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差别。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截止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共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农村人口共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其中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总人口的50%，但是农业产出只占GDP 的15.9%（国家统计局，2001，第54页）。也就是说，50%的农村人口仅仅分享15.9%的GDP.上述两个比例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到沉重。

　　农民问题和“国家与农民”这一基本范畴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无论是历时还是共时的“国家与农民”的命题，基本的研究立场和解释框架都是“国家主导”或“国家推动”。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尽管近代以来公众领域一直在不断扩大，但中国并没有出现那种民权与国家对立的局面。相反，国家则在不断成长，大多数中国公民似乎主要从义务和互相依赖而非权利和责任的监督来看待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Frederic Wakeman，1993，第47页）。二是作为一种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实体完全是基于“城市”的衍生物，在乡村即使是在沿海乡村甚至是国际大都市的周边城镇里，要找到西方意义的市民也相当困难（李学昌等，2003，第89页）。也就是说，农民的非组织性和分散性使得其对国家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杜赞奇在分析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时，证明了十九世纪末期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要严重依赖地方文化网络（杜赞奇，1996，第247页）。黄宗智则强调必须注意中国发展的“地方性”和“乡村性”。但是，地方文化网络仅仅发挥国家政权建设管道的功能并不足以影响国家权力的走向。黄宗智尽管关注“地方性”和“乡村性”，仍然认为中国农村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没有实现，有的只是一种农业经济和自然村落社会的内卷化延续（邓正来，1999，第436页）。

　　总的来看，国家过分强大和农民过分弱小、国家的理性与农民的非理性、国家的全方位责任和农民的依赖性、国家的体制化与农民的涣散性等等差别导致了农民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不可能对国家发生某种影响。似乎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牵着鼻子放牛”，寻找一块“水美草肥”的绿洲只有国家才能办到，同时也不能不是国家的责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已经足以证明国家的强制性主导是一种很不好的办法）。这促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命题，尤其是从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虽然是非组织性、非制度化的，但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体现农民智慧和农民诉求的经验材料，因此不能不引起学术上的尊重。本文的假设正是基于这种尊重之上的：即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对于乡村社会变迁、发展以及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放弃将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解释性资源，导致了“重国家、轻农民”的学术性常识，这种学术性常识又反过来促成了国家与农民现实关系中的“国家主导”。最终，“三农”危机仍然是一个无法化解的难题。可见，“国家主导”的分析框架导致的结果是一个认识论和社会现实的恶性循环。正因为如此，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进行反思是真正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前提，这种反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国家与农民现实关系的反思，更应该对知识界业已形成的学术性常识进行反思。{2}这就要求摆脱传统分析框架的羁绊，以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作为分析框架来认识、解释中国农村的变迁和发展，并从中寻找某种政策含义。本文的素材取自一个有特点的村庄，报告是通过实地研究并根据农民的口述资料写成的。本研究报告的初衷是在乡村五十年变迁的过程中探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基本的切入点是农民日常经济实践及其后果。

　　本文的个案村（后乐村）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镇的东南角，该镇因分别距离上卢镇、吴宁镇、义乌市和苏溪镇各二十三华里而得名。该村现有耕地447亩，人口905人，人均占有耕地0.49亩。{3}从劳动力的分布看，相当大的比例分布在非农产业。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下降，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上升。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工业和商业两大行业。就经济收入而言，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农业收入只占极小的比例。总的来看，工商业是后乐村的支柱产业。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很少，大部分家庭的耕地都采用“贴钱出租”的方式租赁给外地人耕种。后乐村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村工业园区，均为私营企业，共52家，主要生产袜子、内衣、笔、刀片等小商品。后乐村的商业包括三部分：一是“前店后厂”的产品批发，即自己办厂并通过义乌市小商品市场进行批发；二是“有店无厂”的商业批发，即仅仅在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上从事商业批发；三是各种零售商业，主要是分布在村内的各种临时摊点和固定店铺。发达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经营使后乐村成为廿三里镇的首富村，该村在当地被称为“亿元村”，2000年人均收入达6728元。

　　有意思的是，后乐村曾经是一个有名的贫困村。据后乐村“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记载，1983年以前该村年人均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从未超过100元。尽管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不等于个人收入，考虑到当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1984年才彻底落实和完善的，在此之前个人对集体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故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还是可以反映大致的收入状况。另外，该村的村志还记录了这样一组数据：1980年后乐村共有家庭159户，人口547人，住房270间。也就是说，1980年平均每户人家只有不到1.7间住房。这些数据所反映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与目前的“亿元村”相联系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些惊人的变化背后，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问题：即目前后乐村的农村经济状况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广泛存在的“三农”危机形成明显的反差，但是这种反差在“国家主导”的分析框架中难以进行有效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后乐村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中理解后乐村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发生上述变化的真实原因。为了叙述的方便，有必要对后乐村农民五十年来最具特色的日常经济实践预先做一个交代：（1）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之前，后乐村被当地人称为“草鞋村”，原因是后乐村家家户户都依托当时的乡村集市从事“草鞋交易”；（2）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后乐村被称为“鸡毛换糖村”，当时几乎所有家庭的成年男性都要利用各种借口外出“鸡毛换糖”{4}；（3）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后乐村被称为“小百货村”，大量的后乐村农民从事小百货交易；（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之后，后乐村则变成了“家庭工业村”，小商品生产取代了小百货经营。相对来说，农业在后乐村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

　　二、后乐村农民日常经济实践的社会分析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后乐村农民的“草鞋交易”

　　1、国家制度变迁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建国以后，国家开始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主要由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私有制，被改变为人均占有的土地私有制。“土改”的主要方式是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大部分土地给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后乐村所在的义乌市于1950年10月开始着手“土改”，1951年12月最后完成。从“土改”一直到1954年（合作化运动）之前，由于国家的政策与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愿望高度一致，因此这一时期被学界称为国家与农民的第一次蜜月（曹树基，2002，第19页）。在此期间，后乐村的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农业经济稳步发展。

　　但是，这种国家与农民的亲密关系是短暂的，1954年以后即出现了不协调的迹象。由于“土改”之后的农业生产难免带有小生产者的局限性，而且已经产生了家庭间的贫富分化，这显然有悖于国家所追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于是，国家开始鼓励和倡导农民走出小生产的传统，进行农业合作化。出于对一个信守诺言的政府的信赖和美好生活的愿望，合作化政策一开始受到农民的拥护。后乐村的互助组始于1954年，成立互助组的原则是相互帮助，自愿结合。从1955年开始，国家进一步推进合作化运动，后乐村的互助组合并为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升级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合作化的进一步推进，超出了农民的心理底线，部分农民出现了抵触情绪。尤其在推行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由于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将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和耕作自由，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反抗。此时，国家的主导力和强制力就体现出来了。后乐村曾经有两位农民因此而受到批斗。

　　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国家只是初步实施了其主导力。但是进入公社化运动时期，国家则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1958年9月，后乐村所在的义东区成立廿三里人民公社。按照“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的要求，生产资料和粮食归公共所有，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统一生产和供给。后乐村的三个自然村同田劳动，同锅吃饭。由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倒退，粮食减产，后乐村遭受了严重的饥荒。1958—1959年全村只有一个小孩出生，并且夭折了。理想化的大公社制度完全破坏了农民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国家于1962年进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调整，后乐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但随着“文革”的到来，后乐村农民再一次陷入困境。

　　2、农民对国家制度安排的回应。建国以后，在中国农村仍然延续着自然经济体系下的乡村集市。乡村集市一般是在固定的几个日期，农民自发地带着自己的剩余产品在集市上进行交易。这种乡村集市对于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作为一种农产品剩余的调节机制，主要的功能在于弥补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局限性。六十年代末期以前，随着国家对乡村集市进行的四次整顿{5}和“统购统销”以及“征购”政策的实施，工业品和绝大部分农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和销售，乡村集市受到了冲击。但是，由于乡村集市对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固有缺陷，乡村集市一直在顽强地生存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面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生存危机，后乐村农民并非听天由命地在土地上埋头苦干，而是积极地寻找土地以外的生存空间以满足家庭基本需求。后乐村农民的具体经济实践是：充分利用（国家严格控制的）乡村集市的有限空间，将过去“自编自穿”的草鞋变为乡村集市上的交易产品。由于草鞋不属于国家控制的商品，尽管建国以后中国的乡村集市经历了四次整顿，但只要乡村集市没有彻底消失，草鞋的交易就不会受到禁止。也就是说，国家对乡村集市所作的种种限制，对后乐村农民所选择的“草鞋交易”来说几乎没有影响。

　　“草鞋交易”的直接原因是集体劳动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深层的原因则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不协调，它意味着国家主导的合作化运动和公社化运动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带来的恰恰是贫困。重要的是，“草鞋交易”表明了农民对国家制度的积极回应和自主性倾向，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草鞋交易”反映了农民在集体劳动和集体劳动之外进行的自主选择；第二，“草鞋交易”并非一种偶然行为，它是后乐村农民有意识地将家庭传统（编草鞋）与乡村集市中的有限空间相结合的产物；第三，“草鞋交易”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后乐村农民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对付饥饿的生存方案。

　　（二）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末期后乐村农民的“鸡毛换糖”

　　1、社会背景和交易方式的转换。这一时期的基本社会背景是：（1）人民公社制度下强制性的低效集体劳动与农民自主性之间的矛盾；（2）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使人口压力增大，家庭经济负担加重；（3）“文革”对生产劳动的破坏。在这之前，后乐村农民通过集体劳动加上“草鞋交易”的收益尚可维持平衡，但是生育高峰过后的生活压力和“文革”对生产劳动的破坏打破了这种平衡。由于参加集体劳动的收益是基本稳定的，显然需要在土地以外获得更多的收益才能够维持家庭基本需求，这当然需要更大的生存和交易空间才能实现。于是后乐村农民在土地以外的日常经济实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草鞋交易”转变到“鸡毛换糖”，大量的后乐村农民以“鸡毛换糖”为借口外出流动和“投机倒把”。

　　作为一种传统的积肥方式，“鸡毛换糖”在当地一直以一种不太引人注意的方式延续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鸡毛换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投入的人数骤增，而且“鸡毛换糖”的形式、范围和时间也有所转变：（1）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作为积肥方式的“鸡毛换糖”转变为纯商业性的“鸡毛换糖”。后乐村的农民带出去的商品已经不仅仅是自家酿制的米糖、地瓜糖，更多的是一些在地下市场批发的次等小商品；换回来的也不仅仅是鸡毛，只要是能够变卖且有利可图，后乐村的农民都乐意交换。（2）流动范围超过了以前。原来的“鸡毛换糖”主要是在义乌市周围的地区，很少超过浙江省的范围。但这一时期农民的足迹已经远远超过了周边地区，绝大多数人的足迹近则周边的江西、安徽等省，远则云南、贵州等省。（3）“鸡毛换糖”从一种间歇性的外出变成经常性的外出。最初的外出时间一年只有三次，分别是5月、8月两次农忙之后和春节前后一个月左右。到这一时期，间歇性的外出逐渐变成经常性的外出，很多人常年在外。

　　2、“鸡毛换糖”的社会内涵——非暴力的反抗。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不协调的背景下，后乐村的农民不可能通过国有商业、合作社商业以及国家严格控制的乡村集市获得更多的收益，以满足由于生育高峰导致的家庭需求的增长。由于原有的收益和需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原来国家允许的交易空间（乡村集市上的交易空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后乐村农民来说，在极其有限的交易空间中和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村庄中寻找一种替代草鞋的合法交易基本上没有可能。那么，要重新实现家庭经济收益与需求的平衡，就需要一种更激进的办法来扩大生存空间，后乐村农民的选择就是“鸡毛换糖”。因此，相对“草鞋交易”来说，“鸡毛换糖”不仅仅是一种停留在国家制度框架内部的回应。由于作为纯商业性的“鸡毛换糖”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投机倒把”行为，显然“鸡毛换糖”带有反抗的性质，是农民使用非暴力反抗的形式来表达和追求利益的结果。

　　作为一种流动的商业交易，“鸡毛换糖”具有“投机倒把”和转手买卖的性质，对于按计划进行的商品流动秩序是一种破坏性因素，被国家严厉禁止，而且外出流动本身也不符合人民公社制度的安排。因此，外出“鸡毛换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后乐村农民都采用了各种变通的方式：以生产大队开具的“为生产队积肥”之类的介绍信或者以涂改过的介绍信为幌子。同时，这些非法的流动人员在“鸡毛换糖”的过程中还要和“打击投机倒把”人员玩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出“鸡毛换糖”的农民几乎都有过“进学习班”、“被批斗”、“没收”和“罚款”等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后乐村农民外出“鸡毛换糖”的热情，更没有将外出农民拉回到低效率的集体劳动中去。显然，“鸡毛换糖”这种非法的交易本身就是农民和国家相互博弈的过程。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一种逃避集体劳动、追求更多经济利益的行为，更是一种农民的政治智慧。

　　（三）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后乐村农民的“小百货交易”

　　1、农民对市场的开拓与地方政府的回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后乐村农民在“鸡毛换糖”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利益空间，那就是为“鸡毛换糖”的商贩提供小百货。基于对更大利益的追求，后乐村农民在土地以外的日常经济实践从“鸡毛换糖”转向了“小百货交易”。并由此在后乐村所在的廿三里公社形成了一个地下小百货交易市场。这个地下小百货交易市场最初是临时、流动和隐蔽的，因为地下小百货交易同样属于“投机倒把”而遭到禁止。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个地下市场的规模已经比较可观，廿三里也成为整个义乌地区“鸡毛换糖”的进货源头，同时也吸引了外地人来采购。而这个地下市场又以后乐村的农民为主。

　　很快，廿三里的地下交易市场逐渐转移到义乌市城区。最初的转移纯粹是由于地下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决定的，而且是一种个别行为。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促使这种个别、偶然的转移带动了整个交易市场的转移，那就是义乌市城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廿三里离义乌市城区有二十三华里的路程，而义乌市城区对于外地客户和本地外出“鸡毛换糖”的农民来说都是必经之地，当然在义乌市城区从事地下交易要方便得多。同时，义乌市城区和廿三里公社的政策差别，也促使了地下市场的转移。廿三里公社隶属于义乌市，宏观的政策环境不会有什么差异，但在政策的具体操作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义乌市城区对地下小百货交易的控制要宽松一些，抓住一次罚款5角钱，但不没收。而廿三里则比较严格，最初是抓住了就没收、进“学习班”，后来也采用罚款的办法，一次罚款1块钱。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开拓，得到了当地政府有限度的认可。在人民公社制度寿终正寝的前后几年，农民的自主性要求越来越大，小百货交易市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自主性要求得到了地方政府积极的制度回应。1983年当地政府出台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和允许多渠道竞争。同年，义乌市（县）在新马路建起了第一代官办的小商品市场。

　　2、制度变革与农民自主性的解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事小百货交易的性质是非法的。因此，“小百货交易”和以前的“鸡毛换糖”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手段对付打击和制裁。一种手段是机动性的流动。另一种是平静地接受罚款、没收甚至进“学习班”，把这些损失看成“小百货交易”必要的成本。但是，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和制裁，都不会改变他们继续从事非法交易的立场。后乐村农民的这种非法的“小百货交易”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制度结束，“小百货交易”的性质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二十多年后，农民重新获得经营土地的自由、外出和择业的自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劳动私人支配加上商业流通领域的开放，使非法的和地下的交易变成了合法的和公开的市场交易，地下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受国家制度保护和鼓励的市场经营者。后乐村农民艰难地开拓出来的交易空间变得豁然开朗。一种原来熟悉但被禁止的交易方式突然失去了原有的禁锢，所解放的生产力是巨大的。这种解放解除了土地对后乐村农民的束缚，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人投入到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上从事小百货经营。只有极个别的身体残疾者家庭和缺乏非法交易经验的木匠、泥瓦匠家庭例外。从那时起，大部分热衷于“小百货交易”的成年人都彻底离开土地，将责任田留给家里的妇女和老人耕作，后来干脆以“贴钱出租”的方式承包出去。

　　实现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后乐村农民对“小百货交易”的激情还可以从另一个事实表现出来。在调查“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面的变化”时，没有人告诉你粮食的产量提高了多少，家里有多少余粮。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经营的情况如何等等。总之，在后乐村农民的头脑中只有商业经营的概念，似乎传统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与他们毫不相干。因此，对于后乐村农民来说，家庭承包制解放的不仅仅是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流动的权利和空间。因为流动权利的获得和流动空间的扩大，使低效的集体劳动与农民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荡然无存，国家与农民的断裂关系被重新焊接和整合起来。在这种整合中，后乐村农民无须接受人民公社制度的规范、控制、教育和改造，可以充分地张扬他们的自主性要求。

　　（四）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后乐村农民的“家庭工业”

　　1、“家庭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从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进入了曹树基所说的国家与农民的第二次蜜月期（曹树基，2002，第19页）。但是曹树基认为第二次蜜月到九十年代中期已经结束。{6}而后乐村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后乐村农民逐渐从小百货经营转向小百货的家庭生产，在非农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土地的减收以及以土地为标准的收费不会对后乐村农民构成威胁。因此，后乐村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仍在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些曾经多年从事“鸡毛换糖”和经营小百货的农民已经具备了发展“家庭工业”的条件：（1）多年的市场经历建立了一定的信息渠道；（2）在经营活动中掌握了商品的销售和利润情况；（3）长期的市场批发业务培养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群体；（4）通过与生产厂家的接触而对商品的生产过程、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情况有所了解；（5）已经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因此，小商品生产实际上是后乐村农民从事小百货经营的一种自然延伸。需要说明的，后乐村农民在转向家庭工业生产时，并没有完全放弃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交易，在转向小商品生产的同时，大部分农民仍然保留了交易市场上的摊位，形成“前店后厂”的生产、经营模式。

　　后乐村“家庭工业”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96年之前的“家庭作坊阶段”和1996年以后的“家庭工业园阶段”。最初的家庭作坊一般是利用自己家里的住房做厂房，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或少数雇工完成生产作业，机器的数量少。随着家庭作坊数量的不断增加，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制约家庭工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厂房不足，乱搭乱盖情况严重。后乐村于1996年建立了一个“家庭工业园”，将工业园的土地买给需要扩大规模的企业主，并利用工业园区卖地的资金完善工业园的基础设施（比如改造电线路、增容变压器、修缮道路等）。后乐村工业园区的建成使后乐村的小商品工业告别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进入标准的生产车间，生产规模大幅度的提高。“亿元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2、地方政府对“家庭工业”发展的支持。后乐村建立“家庭工业园”的设想，需要突破国家土地政策的严格限制。一般来说，由农民和村庄自主建立工业开发区的愿望是不太容易实现的。但是后乐村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关于这种努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地兴起了一股修家谱、族谱的热潮。当时的市委书记反对修家谱、族谱，但是方志办认为家谱、族谱有利于地方志的建设。最后，市委提议用村志代替家谱、族谱，但市委的提议基本上没有得响应。后乐村却及时地完成了村志的第一稿，此举受到了市委的赞赏，后乐村因此赢得了争取市委支持建立工业园区的机会。另一种说法是，后乐村的村干部反复向廿三里镇政府申请建立工业园，并促使镇政府多次向义乌市政府申请，最终获得了义乌市政府的支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表明了两个事实：一是这种努力是自下而上的，体现的是一种自主性要求；二是最后的结果表明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自主性要求的顺应和支持。1995年，义乌市委书记和市长视察该村，后乐村建工业园的设想得到了地方最高官员的支持。这样，后乐村的“家庭工业”才没有被卡在“家庭作坊”的“瓶颈”上。

　　除了地方政府顺应后乐村家庭工业发展的需要，批准建立村级工业园，解决了家庭工业生产发展的“瓶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促进了后乐村“家庭工业”的快速发展，那就是当地政府的定额税政策。在当地的税收政策中，小商品生产企业的税额不是以实际的利润和产量为计税基础，而是采用定额计税的方式。具体而言，即规定某一类小商品生产企业的固定额税（比如3万元），这个税额不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鼓励当地的家庭工业扩大规模。定额税措施也极大地调动了小商品生产企业扩大规模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后乐村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之所以没有像曹树基所指出的那样止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顺应了后乐村农民的自主性要求，而不是试图主导他们。

　　三、讨论

　　在五十年变迁的历程中，后乐村农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自发的和自主的日常经济实践虽然是非组织性的和非制度化的，但对于后乐村五十年的变迁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丝毫不小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以下三个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1）蕴涵在农民日常经济实践中的自主性对生存空间和交易空间的开拓；（2）地方政府对农民自主性的顺应和支持；（3）这种顺应导致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整合。也就是说，后乐村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与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政策表达是：国家应该顺应而不是排斥农民的自主性要求。但是，我们所熟悉的学术和政策研究却对这种自主性要求及其在政策上的启示熟视无睹。要改变这种状况，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

　　（一）认知立场和分析框架的转变

　　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以及农民问题的解决无外乎两种力量，一是国家的制度推进，二是农民的自主性。国家的制度推进当然强大无比，农民的自主性只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比如后乐村农民的“非法交易”等）。正是因为如此，“国家主导”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理所当然的认知立场和分析框架，农民的自主性及其日常经济实践被武断地阉割掉了。但是，就长期后果而言，农民在日常经济实践中使用的“弱者的武器”所具有的意义绝对不能低估。

　　后乐村五十年社会变迁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副图景：就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而言，尽管前者一直处在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后者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也就是说，“在这50多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持续不辍的互动状态”（周晓虹，2002）。即使在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与农民之间也在真实地发生着相互的建构：一方面，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集体化尤其是人民公社逐渐控制了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但另一方面，面对生存危机的状况，后乐村农民在日常经济实践中不断借助各种“弱者的武器”迫使地方政府对非组织性、非制度化的经济实践降低处罚、默认甚至让步，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事实表明，农民完全有可能对国家和政府发挥某种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可能性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中，已成为利益主体的农民在自己的发展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强化了自己的权益，产生了通过自己的自主行为主导自己并影响政府政策的欲望。总的来说，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家力量的强大并不能否认农民主导自己命运的要求、可能性和能力。

　　后乐村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尽管只局限于生活层面，但却实实在在地导致了制度层面的某种默认、松动、退让、顺应和支持，并最终促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新整合。因此，在解释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无视农民的自主性及其作为一种解释性资源的重要性。否则，一些重要和真实的过程、经验将会被传统的认知立场和分析框架所掩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政策部门和学术界在“三农”危机面前的束手无策，实际上是采取“国家主导”式的认知立场和分析框架的必然结果。显然，解释乡村社会变迁和研究农民问题的立场和分析框架应该是农民而不是国家，而且任何一种制度设计都应该与农民的自主性保持协调一致。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农民才是乡村社会的主体，乡村社会的一切变迁都切实地发生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不可能与农民没有关系，农民不可能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制度安排无动于衷，有悖于农民自主性的制度安排只会招致农民的反抗与不合作，当然也就无益于农民问题的解决。

　　（二）转变对农民的认识和理解

　　农民问题的解决，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认识农民，离开了这个前提，任何美好的制度设想都可能适得其反。受西方学者（斯科特、哈亚诺夫、格尔茨、波耶克等）的影响，我们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基本上认为农民是非理性和传统主义取向的：当生存状况受到威胁时，其行为表现为内卷化的策略，即不断以边际效益递减的附加劳动增加产量和收入；当生存状况得以改善时，其行为又表现为宁愿获得更多的闲暇而不愿增加劳动以获得积累。因此，农民被指责为“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体”、“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和“无效率地使用其所支配之资源的落后与保守分子”（秦晖，1996，第18—19页）。

　　后乐村农民五十年来的日常经济实践对上述论题提出了挑战，即农民的经济行为并不一定是非理性和传统主义取向的。按照斯科特等人对农民的理解，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极端重要性常常迫使农民在面对“水深齐颈”的生存状况时，选择一些“内卷化”的生存方案以度过难关，比如“勒紧裤腰带”和“低效劳动”等等，这是由植根在农民身上的非理性所决定的。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前，后乐村农民的生存状况在大部分时间内可谓是“水深齐颈”。但是，他们应对生存危机的方案却分别是：“草鞋交易”、“鸡毛换糖”和“非法的小百货交易”。三个不同时期的生存方案均存在于土地之外，很明显不属于“内卷化”的范畴。而且这些方案的具体实践及其演变处处显示了后乐村农民的理性算计和对生存空间的逐步拓展。这表明后乐村农民在生存状况受到威胁时，采用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背后的心理取向就是后乐村农民的生存理性。

　　因此，农民和城里人、农民和商人的所谓非理性与理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别实际上都是人为设定的。这种人为设定主要是服务于某种学术性常识和研究范式的形成，而不是服务于农民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研究目的与研究工具的关系在这里发生了倒置。要恢复这种目的和工具的应然关系，就需要解除对农民认识的人为设定。后乐村农民在各个阶段的日常经济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存理性及其发展，表明对农民的以上指责缺乏经验普遍性。后乐村的经济奇迹是农民在日常经济实践中不断扩展生存和交易空间的结果，是农民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自己解开和促使国家解开那条无形的牵绳的结果，是植根在农民日常经济实践中的理性精神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农民日常经济实践中这种理性精神的存在，使得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并不一定在于国家的强制性主导，“逼民致富”的结果反而会导致“逼民致贫”。关键的问题恰恰在于解除对农民的社会排斥和限制行为的枷锁，解开国家拴在农民身上的那条根本就不需要的牵绳。

　　（三）重新审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命题

　　由于习惯于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理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在认识农民上的偏见和人为设定，使得“冲击—回应”模式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支配性话语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外生现代化”定位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命题。其基本假设是：外部的文化、制度、资本和技术输入之前的农村社会是停滞的，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缺乏内生性的现代性因素，如果没有外在刺激，农村不会自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其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农村之外。这就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应然过程理解为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外部的现代化要求的不断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尤其突出，即国家的控制、管理、规划、设计和主导。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需要国家和政府直接介入到农村的经济实践，国家无可争议的应该是农村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者，由政府组织和实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自然就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这一命题忽视了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用从乡村以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剪裁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它实际上将主要的注意力和坐标放在现代化进程中先发的“胜利者”身上，并对其经验做“情绪性”的夸大，将其发展过程视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应然”。这样的命题显然缺乏乡村生活世界的经验支持，未能充分挖掘、动员乡村社会内部的资源。

　　后乐村的经济发展过程与上述命题之间是难以统合的，我们可以看到，后乐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更主要的是来自内部，而非国家和政府从外而内的介入和主导。后乐村的经济奇迹如果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农村改革的结果，那么对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仍将停留在外生现代化的框架内。这种理解显然只看到了“后乐村在改革前的贫困和改革后的富裕”这一简单的表象，但是对那些处于同样制度环境下却陷入“三农”危机的广大农村而言，这种理解是缺乏解释力的。毫无疑问，在后乐村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现代化的内生因素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后乐村农民的各种生存策略（“草鞋交易”、“鸡毛换糖”和非法的“小百货交易”）中的流动交易。流动交易固有的扩展性和开放性突破了乡土社会中“人情原则”的束缚和局限，使得对利益的追求既成为流动交易的动力，又成为流动交易的原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后乐村的贫穷并不能否认内生因素的存在，只是由于这一因素受到当时制度的束缚而没能显示出其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一旦束缚这种流动交易的制度被解除，其所发挥的深远影响，决不仅仅限于这种交易方式本身的合法化，而是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影响到经济社会变迁的进程。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导入和国家的制度推进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不能否认，中国农村社会自身也存在某种内生性的现代化力量。因此，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农村带有情绪性的偏见，不能局限于“内生与外生”等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不能沉迷于现代化的既定命题中照搬外来模式，不能消极地等待来自北京的福音，而应该承认“内生与外生”的相对性和同时存在，应该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并解放那些被束缚的内生力量，从农村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中寻求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本土解释”。因为，所有的发展最终都必须从各自社会内部创发出来。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

　　邓正来等，1999：《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

　　Frederic Wakeman：“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The Third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Vol.19，No.2，April 1993.李学昌等，2003：“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反思与回顾”，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杜赞奇，199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曹树基，2002：“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载《读书》2002年第7期。

　　周晓虹，“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国农村研究网，上网日期：2002年9月4日。

　　秦晖，1996：“传统与当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注释：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验中国：五十年乡村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02BSH036.{2}布迪厄指出，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与那些被大家共同持有的见解划清界限，不管它是日常生存状态里的老生常谈，还是一本正经的官方见解。这些常识性东西往往嵌入在制度之中，从而既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客观性上，又反映在社会组织参与者的思想里。

　　{3}数据来源于廿三里镇的档案资料，下同。

　　④“鸡毛换糖”本来是当地一种传统的积肥方式。由于义乌东部地区土质贫瘠、土层浅薄，为增强土地肥力，当地农民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发明了“塞秧根”的施肥方法，即将鸡毛等动物毛发碾碎后拌以草木灰、人畜粪便等，搓成小团，在插秧后7天左右塞入秧苗的根部。这种施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但需要大量的鸡毛等动物毛发。由此衍生出了一种流动的“鸡毛换糖”交易：用自家酿制的地瓜糖和生姜糖加工成的敲糖，走乡串户换取鸡毛等动物毛发，用作种植水稻的主要肥料。这一流动的交易在后乐村及其周边村落代代相传。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作为积肥方式的“鸡毛换糖”变成了一种纯商业性的“鸡毛换糖”，转变的原因将在下文说明。

　　{5}第一次是建国初期对乡村集市的整顿（始于1949年），整顿乡村集市主要是为了恢复正常的流通秩序，关闭部分小集市；第二次是国家为了实行“统购统销”和“征购”政策而关闭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集市（始于1953年）；第三次是大跃进时期取缔全部集市（始于1958年），乡村集市被完全关闭。但是随着大饥荒的蔓延，乡村集市又被有限度的开放；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大部分集市（始于1966年），在“文革”期间大部分乡村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但是并没有完全取缔集市，而是保留了少量必需的乡村集市并进行严格的控制。

　　{6}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的变化，农产品的过剩导致农民减收，工业产品的过剩导致乡镇企业破产；二是地方政府的膨胀，导致农民负担过重。

　　张兆曙：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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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opentimes.cn/to/200404/71.htm 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舍。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日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作者遇到了所有严肃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他有意识地让自己做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他只是偶尔对必须说的用抽象的语汇加以表达。但他非常成功地避免了很容易陷人的险境，即对某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做冗长的记述。相反，他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而且，林教授所选择的方法不只是使读者感兴趣，其长处还在于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般原则，至少摆脱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不可避免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作者似乎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感情。我们一定会发问，所有这些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我猜想林教授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会指出，正如在序言中所暗示的，他写的是他的故乡，他从童年开始直至成年相识的人们。倘若他并不是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至少他也是经常处于相同的环境。例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本人也体验过一些他所叙述的经历，诸如一位读书人告别故乡，在海外求学，而后载誉归来身居要职。然而，不论他是如何集真实的观察和想像的再现之大成，其手法是如此的圆熟，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请我写这篇导言并不是为了证明作者取材的真实性和概括的恰当与否，就这一点而言，作者早年同吴文藻教授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声誉已是明证。作为同行，我的任务不过是说几句赞誉之辞而已，我个人尚无机会到中国去工作，却早就对研究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且同民主世界一样，对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深深地表示崇敬之情。

我发现叙述和附加的分析十分引人人胜。从我们英国的中国同事和朋友的交谈中，我们习惯于欣赏他们有关英国社会生活的温文有礼而又简练精确的评论，以及他们从新的角度观察我们公认的、有时十分古怪的行为。作者对一般事件的评价也是公允和客观的，甚至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他们那被战乱所分裂的祖国。西方读者对于虚构或真实的中国家族史已有所了解，这些家族史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诸如《红楼梦》这类翻译作品，诸如《乐土》及其续集这类原版书，或者更为引人人胜的《被逐出的家园》，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作了生动的描绘，但读者早已希望能看到中国学者的这类著作，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本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这本书文体自然，故事精心地展开，人们也许会猜想它是否对社区生活的各个侧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有条不紊的表述。本书的材料极为丰富，因为作者对人物生活中各种事件，甚至在区区小事中包含的一整套传统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为东林的新居准备木材使他陷人一场纷争。这成为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的展开解释了当地的司法制度。两兄弟之间的争吵为分析“分家”过程提供了根据，分家使共同的宅户和宗族分裂为较小的独立存在的团体。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农业周期、婚礼、葬仪、轮船公司的业务，甚至如土匪活动那样一些令人不快的方面，以同样朴实无华的方式依次展现出来。

通过全书的分析，读者越来越意识到对于中国家庭和其他风俗习惯的传统看法是何等不真实。过去认为这是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个人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温文有礼、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以及其他社会习惯和礼俗原则的严格约束。这些原则确实发挥着作用，但与此同时，个性也确确实实、有时甚至是强烈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引用很多情节，它们解释了这一点。一般认为，中国妇女受到压迫，服从自己的男人和婆婆，以至于使她们几乎变成了奴隶。书中举出了相反的例子：一个自己有钱的妇女在商业中投资。妯娌们不受其丈夫的叔伯的管制，彼此争斗；由于护着儿媳妇，一个男人被他的老婆一再数落；一位儿媳竟如此凶悍，拿着刀满屋追赶自己的丈夫，并砍伤了一位前来干预的、上了年纪的亲戚的手腕。作者通过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关系的类似的描述，穿插提到违背宗族内不准通婚的原则和几乎违背同辈通婚原则的行为，表明这类违背孝道的事例决非是仅存的。的确，中国社会的全貌就是这样展示出来的。这个社会做出种种努力来纠正违背这些原则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其纠正的方式本身也是精心设计、众所周知的，而且几乎被法律化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种效果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社会过程。但正如每一位人类学家都明了的，当人们逐渐习惯于这一过程时，这种印象就会日趋消失。所有这些对于想了解中国人的人以及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来说，并无新奇之感。因为人类学家了解理论与实践、原则与对原则的遵从之间的脱节差不多是一个公认的假说。但本书提供了一套作为论据的事实，它将会有助于摧毁任何残存的关于中国人在社会事务中麻木不仁、不可理解的神话。

林教授对书中各种材料的综合为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最后一章他着力以理论形式详尽阐述的概念是：人际关系体系处于一种持续均衡状态之中，这种均衡不时被外部力量所打乱直至建立新的均衡。“人类生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这样一种综合的概念当然不过是一些试图理解和表达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可行方式，这仍是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一个主题。例如，有些人可能会问，这种从物理学类推而来的均衡状态的观点是否过于简单化以及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否曾达到过。有人可能争论说，社会活动是同时由加强和削弱平衡的力量的对抗所标志，平衡决不可能达到。再者，使用这一概念，人们是否就不能区别达到与保持个人或心理的均衡以及达到与保持团体和社会的均衡？当后者被破坏时，前者才得以保持。正如这本小说中令人感动的最后一幕，一位老人在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还能保持冷静并意识到生活的真谛。社会学家希望讨论这类主题本身已加强了本书的魁力。

最重要的是，林教授令人赞叹地指出他选择并加以分析的两个家族所发生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说明普遍原则的例证。这些普遍原则对于理解社会进程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对于那些对故事比对潜在的社会学更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金翼》也将是一部充满丰富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小说。作者对道德问题做了冷静而公允的分析，同时又怀着明显的同情心。

2006-12-03 12:50:35   作者：雷蒙德·弗思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几年前有人请了几个朋友“侃大山”，其中就有《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曹锦清。那时他已经完成了调查，正在写这本书，当时听他侃内容里的就有“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等大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在他的书中都谈到了。去年我们一起参加了两个不同题目研讨会，他的农村调查也是大家的热门话题。就这样一来二去地混熟了。 

也许正因为有幸在他的书没出版之前就有了几次“先听为快”和“先论为快”的机会，于是书出版之后我反而不象其他人那样着急要读，还因为搞了十几年农村调研对很多情况早就无可奈何，即使读了也便没有那种拍案而起的感觉。所以，在最近有关这本书的讨论中，有人可能奇怪我这个一向强调“三农”问题的人反映得不如别人热烈。又于是，就有编辑找上门来约我写书评。 

诚然，与一般读者相比我对老曹多少有些了解，看这书时的心态又相对比较冷静，因此不妨就象平时与他讨论时少不了嬉笑怒骂那样，对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大惑”作点分析（权当歪批，曹兄哂之）。 

曹锦清在书中说：就我而言，“内外”“前后”皆一片茫然。孔子言其“四十而不惑”，我已近50岁，尚处“大惑”之中，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P368）。这就呼应了他在前言中的大实话：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P3-4）. 

在农村调查中使他“大惑”的问题很多，例如他在有关精神文明的方向与内容上自己提出了两个似乎对立的制度：“一个方向是大力培育德才兼备的能人，……要提供大批大批地产生的文化前提与制度保障。问题是，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能达到这一目的吗？另一方向是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自下而上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在此，我向一切关注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的人们，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承认，我现在还无力回答此重大问题”（P123-124）。 

硬着头皮去翻他那本几乎让我们这类人要么就干脆不翻、要么就根本翻不动的书，终于发现他的“大惑”本来其实并不新鲜，与最近才开始知道咱们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农业上、而是出在“三农”上的学界人士所讨论的观点之最大差别，仅仅在于他扎扎实实地下去做了调查；而别人则多数仍然在坚持“唯上唯书唯洋是遵”的同时满足于夸夸其谈。仅仅在于他即使深入基层作了调研，还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找不到解释和出路”；而别人却不仅坚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最恨被小孩指出没穿衣服（那次都怪当妈的失察、一把没捂住那孩子的嘴，否则这世界早就把那皇帝评为第一“名模”再颁发“傻贝儿名模奖”了）。 

他之所以能够从基层调查中提出针对未来发展和基本理论的大惑，在于他不仅身入农村，而且心入农民。其实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有良心，谁还能装作不知道“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当今之“真问题”其实在于，已经或正在努力向中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们在实实在在地分享资本利润的实惠中，顺理成章地放弃了他们从根本属性上似无必要坚持的宪法原则，在强调劳动者应该而且只能按照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得到工资的理论共识中，默认了两极分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而且不再为这种把获取剩余价值法制化的制度进步中内疚。也许因为曹锦清这种人居然幼稚到了良心未泯的地步，既不愿意放弃“果欲烹尔父，分吾一杯羹”的最后机会，又在内心深处淌着自虐的愤怒的血；他于是下农村去用心看了，心里于是便装进了人，装进了农民这个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地、几乎也可以说必然地被边缘化的最大的社会群体，也于是才深感无能为力，才“实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本来悲哀也就罢了，人们时常用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来原谅自己参与的分食，他虽然其哀也大，却偏不死心，还要弄出这么本“揭秃子头上的疮疤”的书来警醒那本不该醒分食者们。这还不算完，社会上最近竟然会为这本书引起偌大反响，竟然就有几个好事的编辑非找我写书评！我一向怕见华老栓们的药，因此便气虚得很，往往不待别人举起拳头自己先就倒了，因此对编辑们也“不敢说不”，只好勉为其难。诚然，我认为曹锦清至少在微观层次上、在现象上把基层情况说透了，但要么就糊涂到连宏观也说透了让人没得可评，要么就无论如何总得留下人们必须习惯的“光明结尾”，否则让人怎么作评？无奈之际只好狗尾续貂，替他把那光明的结尾寻找出来。 

如果纯粹谈农业，书中有些观点也属于俗论，曹锦清对农业的看法与他所批评的学界差不多，认为“如果拥有五六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能成为北方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便解决了”（P36）。这话几乎就是上个世纪“30亩地1头牛”这种小农经济理想在咱们新世纪的翻版。当然，大多数把农业规模经营简单化为扩大“土地规模”的人都没错，他们唯一缺乏的只是把农村几亿过剩劳动力转移到爪哇国去这个前提条件。此外，我对他关于农民缺乏合作精神的说法也不敢苟同；因为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条件下，凡可以产生利润的农村经济领域几乎都被垄断部门控制，允许农民进入的大多是亏本的，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让农民在投入产出已经表现为负值的农业生产上怎么合作？ 

当然，曹锦清的确不乏真知铄见，他对于合作经济的看法与我们长期坚持的政策主张不谋而合。这些年来，正因为认识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长期性制度约束，我们才反复强调中国需要调整的并非仅仅是“农业结构”而更主要的是在国民经济总体战略进行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全面调整。多年来我们都寄希望于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发展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亦即：放开对涉及农村经济的流通、金融、加工等领域的垄断控制，以完全免税政策鼓励农民建立股份合作组织在这些领域开展规模经营；只有把这些可以开展规模经营的领域产生的利润转而反哺农业，我国农村经济才可能可持续发展（我们知道即使真打算这样做，也会由于已经失去机会而困难重重……）。 

不仅在分析农业问题上，他在分析农村基层政治问题上也有落俗的观点。例如认为“村支书，……没有大族强宗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而有。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P95-96）。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在“不会管事”与“没有办法”的村民之上，凌驾着一个“替他们管事”的谋取私利、甚至巧取豪夺的村霸（P123-124）。好在他有本事自己脱俗。他引述道：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P449）。

 结合这段基层干部的话，约略温习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常识：中国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使得任何政府如果直接对付亿万农民，都必然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的矛盾。因此，乡绅自治本来就是维系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官府横征暴敛、赋税徭役过重的情况下，乡绅自治才演变为“劣绅驱逐良绅”，然后当然就导致农民“痞化”，亦即良绅干不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要么“退出”、要么演变为劣绅，只有劣绅才在以官府名义横征暴敛的同时中饱私囊，把农民逼成“痞子”造反。可见，历史上长期实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是迫不得已的、能够最大化地节省交易成本的政治制度。此外，上层统治者起码懂得“轻徭薄赋”、“抑制豪强”的道理，基层矛盾如果一再尖锐到动摇皇权的程度，那就得由“中兴英主”实行抑制豪强、“均田免赋”的自我改良政策，万一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皇帝改制失败，则必致战乱、然后就是改朝换代了。 

千年轮回到当代，我们虽然通过“改革”恢复了小农村社经济，也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差一步就是“乡村自治”。若能够实行乡级政府改制为“乡公所”，镇级改制为自治政府（其管辖权仅限于镇建成区范围内，不得干预同样有自治权的村）；政府与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自治社会的基本关系，也许还能够初步理顺。

 如果各地认真搞好“三讲”运动，那些坚持凭借权利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能够在推进农村三讲教育中“讲政治”，真的服从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了安定团结、长治久安这个大局，能够自己“光荣革命”哪怕一次呢？曹锦清们也就应该至少放心几十年罢。 

写到这，记起了曾经指导我论文的导师之一最近提及鲁迅先生的话，与曹锦清们共勉：“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作稳了奴隶和求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的那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导师最近让我给他写东西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的话，用于对历史上农民问题的描述，他说：农民作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作不成了便是暴民……。

2006-10-29 11:29:40   作者：温铁军   来源：三农中国网 

遭网络蠕虫攻击，博客被迫关闭。几乎使用了所有招数，最后还是宣布失败。每天看到那些广告，以及计算着清空这些广告所要耗费的巨大工作量，我就开始晕。痛定思痛，先关闭再说。

不过，从生态多元化的视角，还是应该允许这些发轫于恶作剧思维、最终为商业化俘获的网络公害的存在。

正是他们的存在，部分地驱动了网络技术的发展。不能只以其造成的损失来计算社会成本，它在迫使更完善的应用程序和更安全的客户端被开发出来方面，产生着社会收益。

同样的道理，我们对害虫的痛恨，往往源于我们单方面估算了他们造成的损失，而拒绝评价他们的间接贡献。

因此，保护生态多样化的观点，应该被坚持。

爱恨等感性原本都要经过理性洗涤的，只是有时我们太纵容感性的驰骋了。

但这不等于友善地看待气焰嚣张的北朝鲜以及伊朗等藐视国际规则的国家的所作所为。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被无限的引申。